一、勤乎，勇乎？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勤劳勇敢的10亿人民。”这是我在儿时经常听到的，引以为豪的一句话，也是令我坚信不疑的一句话。

　　那时候，如若有谁敢说我们中国人懒惰懦弱，那我就一定会理直气壮地举出董存瑞、黄继光与我那勤劳一生的祖母来狠狠地驳斥他一顿。

　　我的祖母的确是我们中国人勤劳的典范。她一生除了养大她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说，还又带大了我们孙子辈七个。她每天早早起来，先是生火滚水做饭，安顿我们洗刷吃饭上学，然后再炖猪食鸡食，洗碗筷收拾家收拾自己，一日三餐，顿顿不误，天天如此；上下午随着季节在院子里种菜，拔草，奶肥，摘菜，做酱，晒干菜，腌咸菜，磨山药，打粉面……抽空上炕再给我们拆拆棉衣，缝缝被子，这就算是歇了歇腿；隔天还要给我们洗洗衣服，补补鞋袜……她从来不出去窜个门子，也很少到街上去坐一坐。她自来到我们赵家以后，大概就是在她临去逝的时候才卧床休息了一百来天。

　　在中国，像我祖母那样默默无闻，勤劳一生的人难道少吗？

　　可是，我们中国人既然是如此的勤劳，那中国却为什么又是如此的贫穷与落后呢？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其间应该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但是到现在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其勤何用？

　　同样，我们中国人既然是如此的勇敢，那中国却为什么在近现代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呢？世界上最勇的德国人、日本人姑且不论，就是被德国人、日本人欺负过的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也曾屡屡欺负过我国，“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现代终于胜利了的一回抗日战争，其实也是美国人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后，打到了东京湾，才迫使其天皇下令交出武器，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其勇何在？

　　一个民族的勤与勇，不是少数几个典型人物的勤与勇，而是整个民族上下的勤与勇；一个人的勤与勇，不单指其身体劳作，打凶斗狠上的勤与勇，更主要的是其在精神上常想敢想的勤与勇；精神上常想敢想的勤与勇又不是指其见风使舵，趋利避害，不谋生产，尽算得失的处世小术上的勤与勇，最根本的是其对理论探索，实践总结，造福他人、充实自己的为人大智上的勤与勇。

　　要这么说，我们中华民族现在的勤勇之性可谓弱矣。硬说自家民族勤劳勇敢，那只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或是给自己人打气。但是，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仅靠打气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诚恳细致地挖出这造成我们民族惰懦之性的坏根子，坚决彻底地剔除之，转变之，从而尽快造就一个可以傲视群雄的真正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

　　二、依赖性与独立性

　　人的本性就是对自己及其后代幸福（首先是生存）的无限追求。这也就是说，后代人的幸福必依赖于他们的前代，不是这样的吗？胎儿若不依赖于母体，能发育成活吗？儿童若不依赖于家庭，能长大成人吗？现代人若不依赖于古代人的文明创造，他们能直接过上现代人的生活吗？再进一步讲，人类若是真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进而成为宇宙的主宰，那还能叫人吗？

　　但是，胎儿当离开母体而成为婴儿了以后，母体就不再是必需的了——有个奶妈就行，给瓶牛奶也行，这就是已经有了点独立性；再大，当他长出了牙成了幼儿以后，那就依赖性更小，奶不奶都无所谓，任谁都容易养活了。再退一步讲，人类若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独立性，只能完全地依赖于大自然，不会给自然以任何的加工与改造，茹毛饮血，穴居露宿，那还能成人吗？能成为地球的主人吗？

　　成长是什么？发展是什么？从宏观上讲，成长与发展就是事物逐步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又摆脱对他事物依赖性的过程。

　　当然，具体到事物成长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能有一个或多个可依赖的，强有力的它事物做依托，则又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比如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正确地执行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利用时变，争取外援，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纵深如波兰的那样没有回旋余地，只能一拼了事，那就难收此效了。

　　但是，“死狗扶不上墙”的俗语大家都听说过吧？自己不努力，尽依赖别人，最终把人家给拖垮了，赖死了，自己也还得倒下。比如同为大纵深持久作战争取时间，但前苏联人在卫国战争中充分利用了其珍贵的换得时间，立足自身，迅速地不间断地强大了自己，据此一步步收复失地，打出国门，横扫东欧，出兵中国，亲手铸就了其在战后的超级大国地位。反观中国国民政府，虽也曾抗战八年，但其间自身的增强极其有限，只是一味地依赖手腕，依赖外援，依赖山河，最后的胜利其实都是别人拱手让的，能成多大气候？无怪乎后来虽有大于八年抗战数倍的美国军事经济援助，但一遇上独立自主，在抗战中迅速崛起的本国共产党军队，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地利是相对固定的，而人和则是决对灵活的；基础可能操于他手，但运作却纯属自己的手笔；2乘以无数次1也只能得到2，而1乘以几十次2就可以得到一个天文数字；这就是事物成长发展中依赖性与独立性的关系。

　　依赖性强而独立性弱的人必缺乏责任心，自信心，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独立的人格与远大的理想，而缺乏责任心，自信心、独立人格与远大理想的人遇事一定勤不起来，也勇不上去。这就是说，中国人懒惰懦弱的坏根子在根本上是由于他们从小到大都被各方环境给惯就了依赖性与磨灭了独立性。

　　三、中国家庭对其孩子们的惯就依赖性与磨灭独立性

　　作为一个人，他首先要面临的人文环境就是家庭。不论是哪族哪代的，任一个家庭，只要不是畸形病态的，都会爱惜与管教自家的孩子。但是，爱惜要有一个度，管教也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过了这个度，爱惜就成了溺爱，变成了“惯就依赖性”；心态不正，管教就成了束管，变成了“磨灭独立性”。

　　“除死无大事”，但是，一个人他将几时死，怎样死，却是任谁都自己作不得主，除非自杀。于是，死的近邻“老”也就成为人们可以着意安排的人生第一大事。

　　西方人养老靠自己。以前是靠自己壮年时的积蓄，省吃俭用，于此还造出了许多守财奴，吝啬鬼；后来又参加养老保险，或是卖掉财产进养老院，财产多的住高档的，少的也能住低档的；最近更兴起了什么储蓄养老，就是年青时侍候别家的老人，按小时计算，老来再让别家的青年来侍候自己；总之一句话，养老根本靠自己，决不在儿女身上打主意。由于与外人打交道毕竟没有亲情纠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来有往有契约，因此这老养得还并不赖。

　　而中国人养老则是靠儿子，小时候供吃供穿供读书不说，到大了还得给找工作，盖房子，置家具，娶媳妇，一生积蓄，全部淘空，将来再等儿子养老送终。父子之间，哪来的契约依据？养个孝顺的又如果老人没有长时卧病，那还或许能体面地了此一生，若是碰到个不肖的（子不肖，父之过也），自己当年给人家置的家又及不上别人，那就心安理得地等着受老罪吧。

　　由于指望着将来养老送终，所以中国人对其儿女是加倍的爱惜，日常生活，未来前途，物质的，精神的，无微不至，一揽全包，这就必然造就一代又一代遇事只会“妈呀”的娇儿弱女。又由于担心将来家出“逆子”，所以中国人对其儿女更是有意地画地为牢，立威树信，深恐其将来不敬不孝，这又必然致其遇事往往优柔寡断、踌躇不前。而且，对于子女来说，即使在精神上想孝，也还得在物质上能孝吧？但是就中国目前的势道，历来就是官天下，国家政府换届交接班，手腕维持，只提拔任冲任挡、善揣摸上意的干部；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作威作福，只重用会说会办、会察言观色的下属；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在总体上是只有处世圆滑、手腕灵活的人才算得本事人，才能养活得了家人，孝敬得了老人；各家长辈都明白这个理，

　　因此对自家的孩子都是耐心地引导，精心地雕琢，生恐其将来成不了“人上人”——尽磨砺了小脑，大脑怎能发达？当然尽沉腻于大脑，小脑也就“若愚”了——所以中国人起先即或有几个有些棱角的，但一经家庭的言传身教，再遭社会的冷落磨难，最终也还得被磨成一个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奴才——哪来的独立人格，勤勇责任？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就不能变一变吗？即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也比日本的二十世纪初与英国的十九世纪初高多了吧？看来这还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没能担起责任来。

　　四、中国教育对其学生们的惯就依赖性与磨灭独立性

　　人就是这样的，你不能独立，那就只能找依赖；而人家之所以让你依赖，其实也就是为了要控制你。比如当年中国想靠前苏联技术搞原子弹，人家立马就提出条件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在中国境内搞涉外舰队电台，那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控制，中国人不同意，不答应，于是原子弹也只能自己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但是世界上更有一种人，他也不管你是否还用得着依赖，以及还能否依赖得到他，他都要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手中的强权，硬插一手，死死地控制你。中国古代历朝帝王不都是这样的吗？不过你想，站在他的脚度，一人天子，一姓社稷，普天之下，能都同意吗？能都答应吗？即使眼下皇威凛冽，皇恩浩荡，但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居安思危呀！于是忠孝之道，奴化人心的儒家礼教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根本目标。

　　人的思想一遭控制，失去了自由，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请看中国历史，孔丘之后，又有谁来？哪像人家欧洲，一浪一浪，各家各派，能人辈出？好在当时中国周边都是些蛮夷小国，有时虽或有些蛮力，但与中华上国相较，最终也还是得被我王道德化；因此发展对于农业中国而言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增殖人口、扩大赋税就是强大国家的正经。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欧美坚船利炮、如潮商品、基督教义、先进学术的逐步渗入，中国在东方独大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于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智育也开始成为中国教育中的一块；但毕竟虽几经维新、革命、改革，中国的帝王道统却一直未能根本剔除，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内容与目标也长期难能彻底转变。

　　难道欧美教育就不要德育了吗？要的。但是人家平等自由、人权博爱这些事关民族兴旺的健康德育，又岂是中国忠从孝顺、中允和谐的那些为政权稳定而设的残余说教可相提并论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见过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冲上奥运领奖台的吗？你见过只会死背动作要领而从不参加实战锻炼的世界冠军吗？——置身于当局者，就前人的局限体验其探索的曲折，跳出于旁观者，用自己的眼光审察其思维的得失；感悟于国家的独立进步与发展，关而爱之，滋润于社会的平等自由与真诚，行而效之。——人家学生所育的“德”，那可是贯穿于文理知识与社会实践之中的，不着痕迹地自然培育而成的鲜活素质，绝不另立科目，刻意灌输，拔苗助长。

　　在中国，“热爱祖国”怎样解？“热爱祖国”自古就是指要维护这个控制着国家的现政权，也不管它是满清的还是民国的，其可陈之处也许都是在其创业之初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坐上了江山以后又怎么样，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多说；在中国，“热爱人民”又怎样解？“热爱人民”任谁听起来都是在告诫“学而优则仕”者将来要心有百姓，勤政爱民，或者说现在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任谁都不会理解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既不必把恶势当狼怕，也不可把良善当羊欺，因为我与人家都有政权在后面撑腰”；而“热爱中国共产党”更明摆着就是要人们都听党的话，干哪行爱哪行，要服从组织安排，执行组织决定，不准自己私下瞎琢磨等等。

　　由于方法不当，德育变成了德教，又由于目的不纯，这德教更被弄成了礼教；再加上中国古代一直是以上古三代社会为理想，认为人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只会考注旧籍，盲从盲信，不敢怀疑祖先，立异创新；而近现代虽不得不“师夷长技”，有所引进，但长期以来消化吸收尚且力不从心，独立开发更就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后来中国教育虽也加入了“智育”一块，但习惯成自然，其实一直与能力和素质的培育严重脱节，依旧以灌输旧识为本，只不过由依赖本国古圣转而为依赖欧美先贤了。

　　但是，经过前苏联156个建设项目的技术援助，经过30年一个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到处寻找依赖的末学后进，变成了一个不容小视的竞争对手，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除去高精尖需自留一手的以外，已经被掏空耗尽了；于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终于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对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要求，对发展创新人才的企望，对素质教育的尝试；可是，发展与稳定这两颗希望之星，到底将会是成为一对和谐兄弟，还是两个冤家对头，关键就看你改革的手笔与魄力了。

　　五、中国法律体制对其民众的纵就依附性

　　爱惜与管教子女，这是为人父母的天职，因为如果没有大人的支持，婴儿就不可能自己长大成人，草木昆虫们也行得是这个理；但是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却是不管子女孝与不孝，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由衰老到死亡的必然归宿；因此，子女不孝敬父母，如果那叫做道德沦丧的猪狗之行的话，那么父母不爱惜子女（早早把子女训成一个自己老来的奴隶，应该也在此列），那就更是天理难容的猪狗不如了。

　　可是，世界上还有一类人，别人与他也并没有反哺感恩的道义，更没有生而必育的天职，但他却硬是不管别人的死活，用上种种的手段，巧取豪夺，偷抢拐骗，要把别人的血汗所得，攫为己有，供他随意挥霍。这已不再是被认可了的依赖，这是人体中的病毒，是寄生虫的强行依附，动物群中的同类，也不至于如此吧？要维护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秩序，不先清除这种人滓，那是断然不行的。

　　自从有了分工协作，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内行与外行的悬殊，偷抢拐骗的人一旦成了行家里手，那就不是一般忙于生产的人靠防即能应付得了的了；于此就有了捕快，有了刑律，有了府衙，人类最初的政府，其日常的职能其实也就是给民众提供生命财产的保护与收取保护费两项，这样他们才能“安居乐业”，那政府也才有资格指手画脚。但是，随着现代政府的职能日繁，部门日杂，社会治安工作却逐步被淹没于侪辈之中了。

　　在毛泽东时代，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的小媳妇，回个娘家就可能一去不返了；当年毛泽东说西方国家社会治安乱，乃在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中国既然也搞起了市场经济，治安“也乱”似乎就成了必然的，正常的，可以心安理得，熟视无睹了；岂不知西方国家的所谓“治安乱”，其实也仅仅是警匪片里的故事。

　　诚然，由于滥施人道，西方国家的刑罚相对偏软，有的甚至还取消了死刑，但人家那却是有法必依，有罪必罚，不折不扣的，不像中国这样花钱能买命，有权能减刑，坐监狱还能“立功”，出监狱如同凯旋，各口大小官吏是有什么权，搂什么钱，以前是有事人找推事，现在是没事找人揽事。法律在当今的中国，其实也就是惩戒惩戒不交官府，没能做大的小毛贼，吓唬吓唬没钱没势，胆小怕事的小百姓。

　　再则，西方社会法制还有宗教信仰的补充，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把“以德制国”的重要思想落到了实处。宗教信仰虽有迷信的成份，但毕竟它不是迷人作恶，而纯粹是要导人为善；故此，现在西方社会由于信教的人很多，犯罪的人当然也就极少。反观中国，当年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独尊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团结一致向钱看，不择手段，真真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最近又提出了一个“八荣八耻”，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句，尽责人，不责己，与权钱社会的体制格格不入，恐怕也只能对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一时起一点作用，但一出校门必定就又傻了眼。

　　诚然，健康的社会也需要宽容的胸怀与博爱的大度，但是宽容也得看他是把好事做坏，还是专干坏事；是无知初犯，还是屡教惯犯？博爱也得看他是在客观上需要给爱，还是在主观上就不值得爱；是拉一把就上去，还是死拖住不放？不愿自食其力，强行依附众人，靠侵害别人的人权过活，还屡教不改的人，那就是社会的附骨之蛆——甩都甩不脱的东西，谁愿意养它？如果谁有这种顽嗜，自己未曾受过其害，却打着人道的招牌要让别人承受接纳，那就任谁家厕所，拣蛆多的，舀上几盆，都泼到他身上，让他也尝尝滋味——不能剜别人的肉喂鹰，却成全了他成佛。

　　总而言之，在当今中国社会，由于案犯作案的成功率高，落网的风险性低，国家量刑的回旋余地大，刑罚的惩戒力度小；故此，在社会上凡无一技之长又不想受苦的，或虽有过人之能，但因受腐败黑暗势力的排挤而不得施展又心有不服的，最终走上这一条路的人是一茬多于一茬，搅得人焦头烂额，身心俱瘁；二进宫，三进宫，没钱进，有钱出，进去以前是目无国法，为所欲为，出去以后是混迹社会，疯狂报复；真真令正当防卫者胆怯，见义勇为者心寒，秉公执法者后怕；这既摆明是惯纵了社会黑势，又无形中消解了民族正气。

　　诚然,偷抢拐骗行为现在还远远不能，将来也不可能成为多数中国人谋生的手段。然而，法制不立，道德何求？大盗尚且逍遥自在，小贼岂不泛滥成灾？社会上比偷抢拐骗相对文明一档的偷奸取巧、欺软怕硬行为（这在西方国家也多归入犯罪，因此有时显得犯罪的人很多），现在却无疑已经成了多数中国人的主流。请看今日的中国，凡在社会上能呼风唤雨的那些所谓“成功人士”，他们有哪一个不是老谋深算，阴险蛮横，高者贪得无厌，靠侵吞国家的权益而作威作福，低者撒泼使赖，靠坑害别人的利益而吃香喝辣的人？凡靠出卖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一根筋只会死受的老实人，他们又有哪一个不是到处遭人冷落白眼，尽吃亏受气的人？

　　然而，在精神上物质上相互间摆自己的都是功，责别人的全是过；你图个方便，他乱了章法；你省点心力，他落些后患；占惯了便宜的人给个公平都不行的等等社会丑恶行为；只要不立马闹出人命，在当今的中国，那都不叫犯法。

　　中国人处世，于“福”、“禄”两字期盼最重，福就是少劳，禄就是多获，“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所谓“外财”，就是省得受苦受累，可通过不良手段而不劳而获的财，捡钱总比挣钱容易吧？因此现在的中国人，相互间多数都是只对勾斗“外财”积极勇敢，而对于劳获“内财”则消极懒惰，这都是让社会给惯得；但那样的话，就发展大局来说，民族散沙几时能聚？国家强大从何谈起？

　　西方人的自由是在国计民生的思想上，但在处世为人的行为上却极不自由，中国人称之为“放任”，称之为“呆板”；而中国人的自由则是在争权夺利的行为上，但在社会良知的向背上却极不自由，西方人称之为“圆滑”、称之为“冷血”。

　　六、中国政治体制对其公仆们的纵就依附性

　　偷抢拐骗吃黑道饭的人，由于其寄生虫的依附性，即使是在大倡博爱的国家，也还是为公德谴责与法律制裁的，因为他们的依附已严重侵害了别人的人权；然而贪污腐败吃白道饭的人，尽管其同样地具有寄生虫的依附性，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只要尚未落马，却依旧能够顶着公仆的帽子，堂而皇之地吃着人民的血汗，做着人上人。

　　“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吃皇粮自古就是最省力省心又名利双收的好行当，到了社会主义今天，再经改革开放，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据统计，在招大学生当村官以前，中国每28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吃国家财政饭的，5000多万行政事业人员，单开工资一项，每年就占去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若再加上日常的公车耗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项，其总额更占到了国家年支出的一半以上——人员之众，供费之巨，古今中外，望尘莫及。

　　其实，在这5000多万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除去值班与开会以外从不上班的，又有三分之一的人，除去月底年终紧张几天以外，其日常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与上网聊天，只有剩余的三分之一，才是每天奔上走下，有能力肯卖力，向上跑讨国家抚持建设项目，向下勒逼民众罚款税费的国家公务人员。当然依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有资格吃喝旅游耗费的也还是这三分之一能拿得回开销的人，而将来能行得起贿，升得了官的人更只能是他们这一帮平时能吃得开的人。

　　国家为什么每年要花这么多的国家财政养活那么多的“人民公仆”呢？那可都是人民的血汗呀！遍翻报刊上公开的报告、决定、公报等等，似乎只能着落出这样的一条站得住脚的正面依据：那就是要以此刺激社会消费，扩大国家内需，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上据此还曾展开过对“高薪养廉”的讨论。

　　消费的活力之源在商品的更新换代上，但是一个国家在其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一时枯竭断档又引进无门的情况下，近现代世界各国不外有以下几种刺激消费的招法可选：

　　一是发动侵略战争，在战争中消耗武器弹药，粮油药品，胜利后夺得割地以控制新的资源与市场，获得赔款以补偿战争中的消耗；当然万一战争失败了，粮弹白耗了不说，轻则赔款割地、政权更迭，重则经济崩溃、亡国灭种的结局却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此招见效虽快却风险极大，只能是赌徒的最后一搏。

　　二是投资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中消耗人力物力，建成后全民得利。此举见效也快，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上选，但如果建设超过了需要，建成了也没人能用得上，那就又得不偿失了，当然豆腐渣工程反来复去的返修重建的另计。

　　三是全力推进全民义务教育，培养一代新人。事实上，对教育的投入，不单是刺激经济的反作用力，更主要的是其强民富国的作用力；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而全力推进之，穷则穷办，富则富办，决不推委放松；但是由于对教育的投入可获得回报的时间毕竟拉得太长，不能立马见功，因此一些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往往只是把它放在嘴上，愁于颜面，即使当经济需要刺激了的时候仍然不会想到它。

　　四是开展社会医疗养老保障，扶持弱势群体。由于一般来说是社会财富越集中，社会在总体上就投资越大消费越小，相反社会财富越分散，社会在总体上就投资越小消费越大，因此刺激消费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分富人的钱给众人花。但毕竟推行医疗与养老的社会化在对国家的发展作用上又与对教育的投入有天壤之别，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培养成的人才最终也往往是给富人打工，这样对于被分者来说，可谓是利国利己的好事情；反观医疗与养老的社会化，除去其勉强的社会稳定作用以外，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被分者的利益能有多少瓜葛？故此医疗与养老的社会化，其实只是富国在对教育与建设的投入已经满足了饱和了以后，不论发展回报，单纯地为了分散社会财富而推出的沽名之举；它与意识形态无关，纯

　　粹是发达富国的专利，对于发展中穷国而言，若是连教育都办不好，那就没有推动社会化医疗与养老的资格。当然若是打着社会保障、劫富济贫的旗号而单给公仆们保障，那就更不成话了。

　　统观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史，热衷于以多养公务员，养肥肥公务员的办法来刺激社会消费，扩大国家内需的只有当今中国一家，这可又是中国特色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耗掉的那可都是人民的血汗啊！在这方面中国又能有什么特殊国情呢？设身处地地细细想来，原来要以培植一部分自己人，放纵一部分即得利益者，以企共同维持其政权的稳定，这才是推此一招的正解。

　　一个国家当其有了政权不稳的顾虑了以后——如晚清的民族包袱，当今中国的民主包袱——其所推行的政策就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与国家的利益相左了，最终扭断了，也就脱了节了。

　　其实，在多数中国人心中，只要你所推的政策是利国利民的，是进步的，谁掌权还不都是咱当咱的百姓，自食其力？西方国家不是还有天皇女王吗？中国人的帝王情节也并不比他们的浅，当年的北洋政府是个啥民主，后来的国民政府又是民主了个啥？就现下的中国，即使在形式上建起了民主的平台，最终也还不是卑鄙小人的名利场，阴谋暴力的作恶地？

　　其实，处世圆滑、手腕灵活，靠利益驱动的“自己人”，最是靠不住的人，日本人进来，他们都是最先主动接纳的汉奸，国家要有什么大事，最终还得军队出马。

　　既然历史书上写的都是帝王将相的风云叱咤，既然新闻上播的都是国家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既然当了公仆就能不劳而获，小劳而大获，不死就能获；既然挥霍国家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长经济……那么，在当今的中国，有哪一个人不想当官呢？又有哪一个当了官的不想升官呢？只不过当不了官那是他投错了胎，当错了女婿，升不了官那是你没胆子贪，没钱去贿而已。

　　如果说家庭的懒汉是让家庭给惯的，那么社会上的懒汉明摆着就是让国家给默许的，放纵的。偷抢拐骗不务正业的人是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但是，贼来如梳，官来如剃，担惊受怕吃黑道饭的人，与尽务正业的公仆们比起来，在全国每年的挥霍总量上，真正是小巫见了大巫，顶多只能给人家做个陪衬。

　　七、结尾

　　关于社会环境磨灭人的独立性的问题，也就是国家该不该给，民众用不用要平等、自由与人权从而获得做人做事的责任与勇气的问题，古今中外，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

　　我现在想说的是，在农业时代，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重在天下太平与人心稳定，这只要上天不时地给降一个英明的圣主就行；而在近现代一个国家要想强大，首先它得依靠社会在整体上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那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民众都成为一代代的英才，非国家长期地大面积培养并放手支持其发挥不行；这就如原始人的采集在根本上是靠天吃饭，用不着自己耕种，而后来人们种庄稼却必须得适时细致地耕地锄草、浇水施肥一样。

　　没有社会平等，有权有势是一条条路，没权没势是一堵堵墙，人们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那他们还能有什么希望？而人们一但连希望都绝了，又哪来的热情与理想？

　　没有社会自由，人们只能仰别人的鼻息行事，谁都不敢有自己的主张，那他们哪来的独立人格，而连起码的人格都没有，人们又哪来的自信与魄力？

　　没有基本人权，血汗可能随时被夺，生命不知操在谁手，那人们的光景都过成了日子，又怎么能有责任之心，而人既已活到了没有责任，那还不是行尸走肉？

　　既无所谓希望，又缺乏了自信，更没有责任之心的中国人，又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勤劳勇敢起来？真是说笑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报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古代社会人才遭受的压制之苦与偶遇的解脱之乐。是不是千里马，拉出去溜溜不就一清二楚了？但可惜得很，没有地方溜，也不让你随便溜，这才叫专制呢——都溜开了还用得着什么相面的伯乐？因此，如果说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那么平等、自由与尊重人权的社会也就成为发挥人才的平台了。如果社会上没有平等、自由与尊重人权的土壤，那教育即使千辛万苦培育出了再多再好的人才，专制也还是会把他们通通给埋了废了。

　　中庸和谐是什么？中庸和谐就是讲话不从逻辑，尽是官样文章，表态模棱两可，前后都留退路；办事不讲原则，马马虎虎，处事没有立场，糊里糊涂；奸滑人多占点便宜，别跟他斤斤计较，老实人再吃点亏，谅他也还得忍气吞声；有想法不要硬争，追出来谁都没好，有问题私下解决，抖明了都有不是；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大家都是这样，用你强行出头？请问，靠此种庸谐态度，在拼真本事硬功夫的当今世界，能有屁的用处？

　　如此说来，当年“我劝天公勤抖擞”的老思路，恐怕也最终还得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希望破产，而要想促成这个新希望，那就必须得彻底地摒弃原有的老思路：

　　我劝国家抬贵手，平等自由养人才！

　　赵向中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