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08年9月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应对挑战。我国的应对方法可以粗略概括为政府投资、银行放贷和政策扶持等几大方面。这一套应对方法受到了许多人的评判，认为没有对症下药，治标不治本等等。然而许多人在批评之余，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例如，今天看到郎咸平先生的一篇讲稿，里面谈到政府几年前的宏观调控一直就是错误的，直到去年9月才明白过来，于是180度转身，但是已经晚了。他还谈到现在政府实施的修路架桥、10大产业振兴、过量放贷等措施根本不能解决当下危机，反而会加重日后的产能过剩。然而我却认为，这些措施虽然不是应对危机的根本方法，但也有其可取之处。
我不想讨论前几年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正确，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再论也于事无补。我想要讨论的是当下应对危机的实用手段，这要讲求可行性、可操作性，不能过于理论化、理想化。我的观点以及推理逻辑基于如下两条“公理”（我的世界观中的公理，呵呵），如果这两条公理您不认可，那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
1. 任何国家、政府都会追求社会稳定，即使奥玛·美帝也是这样。因此当自身或者外部环境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政府应该出台补偿政策，使得变化趋于缓和。这就跟生病了就要打针吃药，天冷了就要加衣服是一个道理。
2. 小时候在教课书里看到万恶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入河里，也不肯分给穷人，感到十分气愤。长大了，学会从资本家的角度去考虑，觉得这么作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利益是最大化的。现在我认为，从社会财富角度去讲，这无疑是一种巨大浪费，应该尽力避免。
一、讨论方法。经济学、金融学通常以货币——就是钱——作为研究对象，然而我认为有时候从很宏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绕过货币，直接考虑财富可能更容易看清本质。这里的“财富”是指人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子、计算机、各种服务等等，不特指金银珠宝。货币只是社会财富分配的辅助工具，是表面现象，而财富才是人所需的本质东西。因而在考虑宏观问题，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不同货币），直接考虑财富有时是一条捷径。
二、中美财富关系。中国在这两年俨然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物质财富，出口到美国并赚取外汇；美国向中国借美元，然后购买财富并消费。中美之间的财富关系就是财富从中国净流出到美国，累积价值已超过2万亿美元。这个关系可以比喻为：A(merica)先生很能干，但是生活奢侈，一直靠C(hina)先生救济过日子；C先生勤劳朴实，宁可自己缺衣少食，也笑着把最好的东西借给A先生以维持他的生活标准。直到有一天，A先生决定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
三、双方危机的实质。如今借钱的是孙子，欠债的是爷。美国危机的本质（主要矛盾）是债务太多，那么接下来自然的处理办法之一就是勒紧裤腰带，勤奋工作，自食其力，增加储蓄。美国自食其力，必要要显著减少进口。中国危机的本质（主要矛盾）是出口受阻，外贸企业面临倒闭。简单地说就是人家不要我们给他打工了，我们被炒鱿鱼了。最理想的办法是出口转内销，给自己人以“最惠国民”待遇。然而这个转变需要时间，甚至个别产业可能无法转变。这个过程是个大课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
四、中国应对危机。由于出口锐减，是外部环境的突变，根据公理1，政府应该出台补偿性措施，以缓和冲击，避免相关产业出现工人大量失业。于是提高出口退税、结构性减税、XX下乡等措施相继出台。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再怎么补贴也只能救急，出口量最终一定会减少的。为了进一步补偿出口下降的影响，同时也尽量避免让产品、产能闲置浪费，国家应该大力投资，以消费这些产品。
为了避免大量失业，工厂就要开工，产品就要有销路。当前只有政府来充当这个“冤大头”买入这些产品，比如钢铁、水泥。那么买入之后呢？根据公理2，闲置浪费当然不如修路架桥，即便这些路在10年之内都没有多少人走，也比水泥闲置结块，钢铁闲置生锈强！
许多人担心这些投资的收益问题，担心投资几万亿成为坏账。其实这些观点都是从基于货币的资源、财富分配角度考虑的，而如前所述，货币只是表象。在浪费货币（坏账核销）和浪费财富（产品废弃）之间，我们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浪费货币。
货币是什么？就是一张小纸片，甚至连纸片都不是，就是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而已。这样的投资并不会带来通胀，因为整个外贸业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货币，相反还在不断萎缩；国内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减少，而且增加得更快（出口转内销）。通胀是什么？就是货币相对财富变多，或者财富相对货币变少。
（上半年的天量信贷目的为何我并没有太清楚，财政不够？转移支付？烘托股市楼市？支持国进？避免大量企业被国外收购？或许都有吧。）
五、未来之路。当出口产能过剩的问题基本解决，推动国民最终消费增长才能成为主要矛盾。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现在坏了一辆，现在只能指望投资和消费。政府在危机爆发的瞬态响应是增加投资弥补出口量跌以及提高退税补贴出口盈利，但长久之计还是要增加消费，因为各国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抬头，补贴出口不可持久，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较低。提高国民最终消费，就牵扯到两个问题：1要让群众有更多的钱来消费，2要让群众无后顾之忧地消费。这是两块硬骨头，前者要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的蛋糕份额，后者要解决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不知道D要如何作为，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政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估计即使到达了稳态，政府投资的比例也仍然会较高，因为政府有钱有意愿。
本来写完了，突然又想起一个“妙招”：把居民消费作为官员考核指标即可，呵呵，GDP指标取消还不能取消，要稳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