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四） 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

作者：野鹤
2002年12月29日初稿
2003年4月9日改定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6期)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以科学主义斗士自命，到处宣扬一种非此即彼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一味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将实证视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人文范畴的所有学科都是不可靠的胡说，甚至宣称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势同水火，没有任何折中调和的余地，还动辄给人乱扣“非理性”、“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的大帽子，一副唯我独尊，目无余子，不可一世的架势。那么，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宣扬的这些观念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神创论 

反神创论是方舟子辈的杀手锏，也是他们判断是非、动辄加人以罪名的“真理”标准。似乎神创论＝反科学＝反人性＝反动派，因此，凡是与神创论沾点边儿的理论与观点，便一律打倒。其实，他们只看到和强调神创论与科学对立的一面，根本不懂得正像所有的对立皆是同一的一样，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或宗教与科学也同样具有同一性，即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动力。也就是说，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正如人的双腿一样，既相反又相成，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对立斗争，推动了人类的前进与发展。换言之，它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别看打得不亦乐乎，却还得在一个锅里搅马勺。

在哲学界，这本是最基本的辩证法常识。在科学界，也并非个个都是方舟子辈那样的“哲学盲”或“辩证法盲”，至少大师级的科学家是普遍懂得的。例如，爱因斯坦就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科学与宗教》，《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85，杭州出版社，2001）可见，他不但懂得科学与宗教是同一的，而且还给予宗教的历史作用及其代表人物以极高的评价。斯蒂芬·霍金则说：“科学能够预言，宇宙必须有一个开端，但是它不能够预言宇宙应如何启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求助于上帝。”（《霍金讲演录》，P6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他甚至不无困惑地一再慨叹：“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过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么东西将生命之火赋予这些方程，使之产生一个受它们制约的宇宙呢？……为何宇宙必须存在？我对此没有答案。”（同上，P72）“或者它需要一个造物主？若是这样，它还有其他的宇宙效应吗？又是谁创造了造物主？”（《时间简史》，P15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霍金当然不是神创论者，却似乎并未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我在《科学有禁区》一文中曾随手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981年梵蒂冈召开宇宙会议，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内的科学家受到教皇的召见，霍金说：“他告诉我们，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询问那个时刻本身。”教皇竟然给科学家划禁区，似乎是一件十分荒缪的事。

20年过去，为了突破这一禁令，宇宙学家们殚精竭虑，总算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多宇宙”说，即我们的这个宇宙不过是许许多多个不同性质的宇宙中的一个（它们大多是不可能产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们宇宙创生之前，已经生生灭灭过无数个宇宙，其中也曾有过能够产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们虽然灭绝了，却留下了信息，我们的宇宙，正是根据这类信息创生的。这就意味着用信息将上帝排挤出宇宙创生说之外。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将所有的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于其间那个“元宇宙”又是如何创生的？于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的欧文·拉兹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经验科学的范围：它要等待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直觉。”（〔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P1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也就是说，无论科学怎样地进步，总会撞上早就以逸待劳地恭候在那里的教皇与上帝，他们只须用一个问题便可以将任何科学成果据为己有，那就是：你们所发现的那个信息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那么，你还相信科学能战胜神创论吗？

方舟子无法驳斥我的这一说法，便只好施展他惯用的诡辩术，说什么：“对这种既无法验证又简单浅薄的傻问题，科学是不屑提，当然也就不去回答的。”（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报》，2002.11.3）

傻问题？笑话！这不但不是什么傻问题，而且是人类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关怀问题，它不仅是科学、宗教和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全部智慧的精华和一切思维与探索活动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尽管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的同一性也正在于此。

不妨再换个角度来看：面对我们的宇宙迟早会毁灭这一命题，许多科学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设想：如何根据物理定律用科学技术去控制和改造宇宙。如果，他们的设想真的实现了，那么，生活在未来的某个人工星系或星球上的人工智能生命，会相信他们是自然生成的吗？如果他们将创造他们和他们那个世界的我们视之为神，并坚持他们和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是神创的，又有什么不对吗？反过来，我们和我们生存于斯的宇宙，又怎见得不是某种更高级的智能生命或神的创造物呢？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是否会有答案，而在于：正是这一终极问题，导致了科学与宗教关于是否存在造物主和造物主是什么的无休止的争执，并且，正是这一无休止的争执相反相成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明乎此，还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吗？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35，人民出版社，1971）

当然，这只是站在哲学和辩证法高度来说的，并不排斥日常和世俗生活中二者非此即彼的斗争。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同上引，P535～536）

换言之，站在科学或科普的立场，与世俗的神创论划清界限，展开斗争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判断是否是真理的绝对标准和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这也正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的小买卖”的方舟子辈所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承认的。

基督教

反基督教，是方舟子的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从方舟子对于基督教的极端仇视和不遗余力地攻击来看，他不但不懂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根本不懂基督教。别看他引经据典，似乎言之凿凿，其实全都是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糊弄和吓唬大众实用主义诡辩。

众所周知，基督教和科学是西方世界的两大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督教与科学一样，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统天下，而是一个丰富多彩、并且能与时俱进的多元世界。或者说，基督教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条容纳百川的历史长河，是非功过纠缠在一起，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既不懂辩证法也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方舟子，却把它当作一个统一而又一成不变的事物来攻击。例如，他从《圣经》中所引来证明耶和华是“杀入魔王”的“惨无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诅咒的教义”，其实主要摘自《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则继承自犹太教经典。犹太民族曾在其始祖亚伯拉罕的领导下，以“暂居人”的身份生活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后来不堪压迫，便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并在沙漠中到处游荡了40多年。最后，终于征服了伽南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出现了所罗门王朝的黄金时代。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为二，形成犹太与以色列的南北对立和内战，从而又招来埃及、亚述、巴比伦的先后入侵，并最终被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全城人掳至巴比伦为奴。而后，又先后沦为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的属地，犹太人的国家建了亡，亡了建；犹太民族的圣地和象征耶路撒冷，同样是毁了建，建了毁……致使犹太民族经常处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正是在这种悲惨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大批“先知”，他们打着耶和华的旗号，以先知、预言家或报丧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抨击时弊，抒发愤懑，描述希望，创建律法，唤起民众，重树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鼓吹弥赛亚降临，领导犹太民族复国，毁灭邪恶、伸张正义。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倾向。

也就是说，犹太教经典不仅是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的汇集，还是犹太民族的艰难历程、生存智慧、奋斗精神、斗争策略与悲愤心态的汇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数千年的时间跨度内、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言论的汇集。它不像《可兰经》或或佛经那样，是建立在一位教主的思想言论基础之上的宗教经典，而是无数教主或先知的集体创作，与其将它视为一部经书，莫如将它视为一部犹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启示录。

基督教和《旧约圣经》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旧约圣经》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却充满血腥气味，看似惨无人道的律法和教义，也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充满悲愤之情和坚决抗争之心的反映，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用来给基督教定性呢？这样做，简直就像有人指着方舟子儿时光着屁股淘气的特写镜头指证方舟子一贯品行不端一样的荒唐。

更何况，打动并征服欧洲人的主要是《旧约圣经》的修正本《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则是基督教从亚洲传入欧洲的过程中，摆脱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放弃以暴易暴的传统斗争方式，力图争取和团结欧洲的被压迫阶层，以非暴力方式共同与罗马统治者抗争的产物。在这一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使徒保罗，就明确宣称：“人得救，并不是靠尊守《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不仅说明《圣经新约》与《旧约圣经》的基调显然不同（它虽然也常引旧约书的话，但正如《新约全书·目录》(南京，1985)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或申明上文，或证实句中的本意，或彰显古时的豫言已得应验”而已）；而且也正是基督教与时俱进的绝好证明。怎能不作任何分析，断章取义、吹毛求疵地从《圣经》中摘出几段话，就判基督教死刑呢？这难道就是方舟子“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吗？

当然，方舟子还可以历数基督教在中世纪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来证明他的“大毒瘤”说。那么，科学呢？两次世界大战及形形色色的杀人工具，不都是科学发明的产物吗？以此来证明科学同样是个“大毒瘤”不也说得通吗？方舟子辈当然会反驳（并且早就反驳了）：那不过是政治和技术的罪过，“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报》，2000年 7月26日）。那么，这等推卸责任的诡辩是否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基督教呢？例如：宗教是传播信仰的工具，不是控制、改造社会的工具，后者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不也言之成理吗？事实上，基督教与科学一样，都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谁都无法避免被政治操纵的命运，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也都无不与政治有关。

不懂基督教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知道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科学，不仅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且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正如唐逸先生所说：“希腊人相信理性是人类的尺度和真理的源泉，可以从理性原则推导出知识体系，没有必要进行实验的检验。基督教则认为，上帝是真理的源泉，上帝创造了人类去管理世界，而世界有着内在的理性规律，需要一点一滴地认识和验证。所以基督教文化更适于产生实验科学。”（沉睡：《后现代与上帝已死——唐逸先生访谈录》，《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

基督教与科学的这种辩证同一的关系，自然是只知道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方舟子，所不愿承认和无法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占了世界人口近1／4（据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极其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基督教世界，看成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一统天下，既不承认基督教内部进步与保守、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又不承认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进步，无视基督教（特别是其上层）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视与关注，全然否定基督教与科学相反相成的互动关系。

可见，方舟子及其追随者对于基督教的否定，与“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水平并无二致。他们不仅仅是无知，还利令智昏地充满偏见。而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尽管，古今中外的造反派或小贩也有三六九等，剥开来看，却原都是一副德性。即或混上个洋博士什么的，终归还是要原形毕露的。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方舟子辈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按照他们的逻辑，实证＝科学＝真理，不能实证＝伪科学＝胡说。因此，“不许胡说”，便成为亦步亦趋地跟在方舟子屁股后边狐假虎威的赵南元教授的一句“名言”，在他那里，这一逻辑更加简化了，干脆成了实证即真理，其他皆胡说。自诩“科学、人文两栖”的方舟子，自然比赵教授要高明些，不但不像赵教授那样到处授人以柄，而且还会篡改爱因斯坦的语录，说什么“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表现出一副十分“辩证”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579，人民出版社，1972）便不难透过他的那些雄辩看出他的原形。

例如，方舟子在驳斥卢风教授时断言：“今天如果有哲学界再对生物学家指手划脚，已无市场。”并将中国的哲学家说成是“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江湖骗子，说中国的哲学是“能对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抹一把”的“万金油”。（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2002.11.14）无论从文章的标题或内容看，都是将中国的哲学视为胡说，将中国的哲学家视为江湖骗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他又断言：“要把我们的祖宗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所冥想出来的一套哲学加一件科学的保护套，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苦心，毕竟，已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官僚在为它们撑腰。”（方舟子：《科学是什么？》，【新语丝电子文库】，1995.5.16）瞧，连中国的传统哲学竟也全都成了胡说。何以然？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哲学家无论古今皆不懂科学，不像方舟子在国外见过的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那样“或者本来就是搞生物医学出身，或者认真学习过基因工程”。一句话，不是生物学家或科学家，便没有发言权，一发言便是必定胡说。

不错，“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哲学与科学的使命不同，所以哲学家的调查研究也就与科学家有所不同。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主要是通过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那么，哲学的使命则是通过理论和智慧的升华，来把握事物间的关系和对它们的价值作出判断。或者说，科学所提供的是实际应用的技术和知识，而哲学所提供的则是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智慧。因此，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往往就是将生动活泼的世界当作尸体去加以解剖和研究；而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则是将一切事物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鲜活的整体进行类比和判断。形象地说，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就是“货比三家”，就像食客无需精通烹饪学、营养学、经济学、美学……便可以根据“货比三家”的原则对各类饭馆的优劣、品位、特色、价位……作出正确判断一样。更确切地说，哲学的方法是与科学的分析、实证方法相对应的一种综合、推理方法，所以，哲学家无需（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学科的内行之后才具有发言权。方舟子辈不懂得科学与哲学的使命的不同，分不清经验知识与理论智慧的区别，将实证等同真理，并据此对于哲学和哲学家进行蔑视、斥责和嘲讽，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哲学的十足无知。这才真真是无知者无畏。

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沉思录》的后记中说：“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唯一合理的态度。他当然承认自然选择的绝对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罗马尼斯）。”（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299～300，北京，三联书店，1997）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古尔德和达尔文一样都是深谙辩证法的大师，从来没有将进化论或自然选择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方舟子大约不会没有读过此书的后记，十有八九是根本没有读懂，所以才在实证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当成绝对真理来加以捍卫，非此即彼地将它们作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论的界限，甚至党同伐异地将它们用作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可见，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和进化论专家的方舟子，所懂得的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和进化论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精华和灵魂。不过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科学小贩耳。

小 结

方舟子总是以和科学家自居，其实根本不配。就像一个刚刚入伍放过几次枪便退伍的人，根本不配称战士一样。也正因为他对真正的科学生涯缺乏深切的体会，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充其量，他也只是个“半瓶子醋”的三流专家而已，居然还要张牙舞爪地到处招摇，活脱一副浅薄张狂的市井小贩相。之所以嚣张一时，无非是时势造英雄，加之痞子气十足地贩了些洋货，迎合了某些小市民迷信权威和崇洋媚外的心理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要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不懂得辩证法，知识再多，再善辩，也只能是个做点“科学小买卖”的小贩。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