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六）反思之后的反思

作者：野鹤

这里要说的是：我写完前5篇文章之后的感触、对于前5篇文章中的一些补充说明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有关联想。或者说，是一场热战后的冷思考。

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个“一切”中就包含着话语霸权和日常的“真理”标准，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治——是非曲直全由官说了算。当然，还要论级别——谁的级别高，谁就最后说了算。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官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本位的一种体现，或者说，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挑战，所形成并习惯了的一种生存方式，正如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铲形门齿、方块字、天人合一观、大一统观……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及其文化传统或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与我们的现代化追求常常发生抵牾，令人痛恨不已，恨不得一下子将它连根铲除。却总是劳而无功或收效甚微，便更加深了许多改革之士或自以为是改革之士的憎恶之心。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正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其实是无法改变的，或至少也是极难改变的，只能通过一点一滴地改良或改善去加以升华。

明乎此，就应该明白：中国的腐败现象，有许多其实是官本位的产物，即大家都习惯了官说了算，而官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却参差不齐，总是跟不上现实的进步或文化精英们的见解，由此而产生的失误、矛盾或损失，就应该视为水平或认识问题而不该不加分析地统统归结为腐败。换言之，如果我们将所有的这些现象统统称之为腐败的话，那么，在我们通常所谓的品质性腐败、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的背后，至少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阶段性腐败、文明性腐败或文化性腐败。所谓阶段性腐败，就像青年人的青春期综合症或中年人的更年期综合症一样，是一种过了一定阶段就可能好转的腐败。例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的腐败,其特征也都是利用权力进行原始积累和两极分化，与我们今天的腐败并无二致。而且，若按照塞繆尔·亨廷顿的研究：在现代化的初期，这种腐败还是新兴集团否定旧体制和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所谓文明性腐败，则是不分国家、民族、时代或体制，所有文明社会普遍具有的、属于文明社会特质的、无法根治的腐败；所谓文化性腐败，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并非腐败的腐败。瞧，腐败竟然具有如此多的品种、层次或根源，怎么能像方舟子及其追随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抡过去呢？

再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叫着一分为二。也就是说，官与民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无论是官本位腐败还是官品质腐败，或其他所有与官有关的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皆也有民众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因此，仅仅强调“上行下效”是不够的，还应该正视“水落石出”——民的素质降低，官的腐败便彰显。或“水涨船高”——民众素质提高了，便能促进官僚素质的提高。所以，单是揭露和惩治腐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官与民的素质。而官与民素质的提高，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建设过程，不但急不得，还得逐渐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谈何容易？特别是之于我们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

那么 ，对于方舟子辈吹毛求疵、一味揭露的“英雄业绩”，是不是应该重新估价了呢？

生物学霸权主义

任何一种现象，都有其时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根源，无法一言以蔽之。方舟子现象亦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写了5篇还意犹未尽。例如，生物学霸权主义。

所谓“生物学霸权主义”，是从“物理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化出来的。不知国内外学界是否有“生物学霸权主义”这个概念。若没有，就算是我杜撰的好了。

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Jose Oortega Gasset）说，因为物理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可以运用它干预、征服和利用大自然，便投合了随着工业化而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志趣：

这一类人只着眼于实用，沉思冥想和理论思辨，都不是其志趣之所趋。他们希望安逸地生活，为了自己的舒适逸乐而干预自然，改造世界……中产阶级爱上物理学不是由于智性的渴求，而是由于物质上的欲望。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物理学帝国主义”。（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18～19，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社会偏向使物理学的自信心膨胀到了疯狂的程度……可以说，近百年来欧洲的知识界饱受“实验室的恐怖主义”所蹂躏。（同上，P22）

于是，饱尝了科学家的奚落的哲学家：

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他遗弃了他的哲学……认定了唯一值得探索的哲学题材就是对物理学所涉及的事实作出沉思；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认识论”。（同上，P22）

被物理学帝国主义打断了脊梁的不仅是哲学，还有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奥本海默就曾尖锐地指出：在所以可能产生的误解中，最糟糕不过的大概就是心理学按一种不复存在、相当过时的物理学建立自己的模型……我想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逻辑实证论者的行为主义把我们引入了歧途。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则论证说：

给人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物理界和生物界等别的学科的同仁都记载下了他们的诧异，因为他们发现我们不仅采用他们的科学模型，而且还常常使用他们学科中早已弃置不用的过时的模型。

梅所说的过时的科学模型，指的是旧的故事的机械论和唯物主义。（〔波〕雅各布·布朗诺斯基：《巫术·科学与文明科学的新故事》，P141，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

正是迫于物理学帝国主义的淫威：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心里深藏着一个未究其所然的假设，认为严格来说除了物理学便没有其他知识，除了物理学的真理便没有其他真理。（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27）

但是，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到它的反面。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出现，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崛起，物理学家的自信心、尤其是认为一切精神现象和生命现象皆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物质运动的机械唯物论信念，开始动摇。他们发现，由于经典物理学忽视了人的因素和宇宙的整体性，因而就只表达了一种静态的自然观，所解释的也大抵是在一些有限场合发生的现象。而且，他们对于宇宙的研究越深入，便越是相信我们宇宙的生成背后是有目的、有设计的。比如，引力强度、电子带电量质子的质量……这些数如果稍有不同，原子就不会聚在一起，恒星就不会燃烧，生命也就根本不会出现了。因而认为我们的宇宙是为生命和精神定做的。例如，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John Polkinghome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中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第精密地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因发现激光的原理而在1964 年与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Chades Townes甚至说：“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宇宙的规律一定是有智慧生命参与作用的。”德国科学家、哲学家魏柴克则认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应该结束了,现在到了双方互相了解的时刻了。（美国《国际新闻专刊》）霍金则情不自禁地对哲学发出了呼吁和责难：

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和20世纪，科学变得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霍金：《时间简史》，P15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有趣的是，正当物理学家开始走下神坛之时，一些生物学家却又步了上一个世纪“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后尘，正如心理学家哈罗德·莫洛维茨所说：

生物学家们从前认为人的精神在自然界的分类等级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现在则义无反顾地走向赤裸裸的唯物论……与此同时，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实验证据的物理学家们则脱离严格机械的种种宇宙模型，转而把精神看作是在一切物理事件中扮演着一个与事件不可分离的角色。这两个学科就像是坐在两列逆向飞驰的火车上的乘客，彼此都没有注意对开过来的火车上正发生什么事。（〔英〕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P9，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那些陶醉在基因决定论梦呓中的生物学家们，忘乎所以地宣称：“遗传学思维使我们相信，基因组……是一副算命的纸牌，可以预言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为方舟子所特别推崇的E·O·威尔逊，在其《符合》一书中，则宣称：一个人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就他看来，我们已不再是在宗教、道德方面可以自由取舍的人，而不过是一种实现基因关于相信上帝、利益他人、寻求正义指令的自动机。人的灵魂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将消失在基因组的强烈光芒之中。他们甚至公然宣布：“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基因中心主义，也就是相信基因可以解释和预先决定一切的时代的开端。”（Newsweek，1998年12月25日）

也就是说，21世纪将会可能是生物学步物理学的后尘，“自信心膨胀到了疯狂的程度”的时代。或者说，生物学霸权主义很可能正取代物理学帝国主义，成为21世纪的普遍思维模式或真理模式。明乎此，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何以如此骄橫、嚣张和霸道了。

这也正是方舟子现象的时代和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

方舟子现象本身不足惧，不可小歔的是它背后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生物霸权主义思潮。换言之，方舟子现象不过是这种生物学帝国主义的一支小小的先头部队罢了。

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

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说：“科学足以危及大众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用其他东西取代这些信仰。这就产生了荒唐的现象，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有较强思考能力的头脑，却有难以置信的幼稚而又萎缩的哲学观点。”（〔奥〕埃尔温·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P16～17，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则将普遍丧失目标感，变得琐碎、狭隘和平庸的个人主义，和反对终极关怀与宗教信仰，热衷于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视为现代社会的最大隐忧。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辈所标榜和推销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理性，无非就是这种平庸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以，他们赤裸裸地反对宗教、蔑视终极关怀、视实证科学为真理，斥哲学人文为胡说、将科学家捧为全知全能，把哲学家贬为江湖骗子……其后果，则必然是腐蚀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扼杀人们的梦想、幻想和理想，将人类异化为科学的工具和奴隶，或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将世界变成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铁笼”。

当然，方舟子辈绝无如此大的道行，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潮流中的几只“苍蝇”罢了。苍蝇自然不足畏，不难“封杀”，而且正在被“封杀”；可畏的是：苍蝇是杀不绝的。更可畏的是：苍蝇们所意味的现代化“隐忧”。

啖饭之道的背后

通常都将趋炎附势当作一句骂人的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也可以视之为中国人，特别是无权无势、一穷二白的弱势群体的一种传统生存方式。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趋炎附势便是赖活着的一种方式。尽管，像朱自清先生那样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铁骨铮铮的汉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包括我老鹤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自愧弗如——恐怕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趋炎附势的历史或行为。不过，趋炎附势到了奴颜婢膝地步，不但是靠它赖活，而且还要靠它腾达的卑鄙小人，毕竟也是极少数。

方舟子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免俗。所以，他既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面，却也不乏趋炎附势的另一面。从他贴在【新语丝电子文库】中的那些他与名人们的那些合影，特别是“9.11事件”后如丧考妣的表演，便暴露了其孤傲霸道外表之下的媚骨。但他也确实比一般的中国人聪明，所以，他一面蹲在第一科技强国的裆下，对于中国人的腐败落后或幸灾乐祸极尽嘻怒嘲骂之能事；一面却又竭力鼓励和利用中国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趋炎附势心理，树立他那“文明买办”和“假洋鬼子”的气焰和权势。活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奴才与主子对立统一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他所揭露的那些专打“爱国”牌，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们，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罢了。甚至还有过之，例如，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他就不仅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声名鹊起，成为“名动江湖”的“设局高手”和“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的“少侠”，而且一连出了7本书，同时担任了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还能时不时地“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何等地风光，哪里是国内的专家、学者、作家和其他洋博士们能望其项背的？

鲁迅先生说：“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一语道破中国士大夫阶层，看似相反，实则同一的传统心态与出路。同样，孤傲也好谄媚也罢，对于热衷于名利的知识分子来说，无非也是一种基于趋炎附势传统心态的啖饭之道罢了。

然而。在方博士啖饭之道的背后，似乎比其他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多了点什么——其他的洋博士充其量不过是捞了些名利，而方博士除了捞名利外，还将中国的现实描绘得污七八糟，令人产生怀疑和沮丧。特别是读了他的200多篇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怀着某种阴暗的心理看待自己的祖国，毫无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心，如蝇逐臭般地盯着中国和中国人的伤口或脓疮，不遗余力地暴露、扩大、张扬……客观上便只能是打击、摧毁和扼杀中国人的自信心与求知欲，令人觉得自己与现实皆一无是处，除了自惭形秽地匍匐在他和他背后的超级科技大国的脚下，甘当科学霸权主义的驯服工具外，似乎再无其他出路。

李敖说：“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精神，不用敌人来攻（如CIA《搞垮中国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早晚的事！”、“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李敖：《毛泽东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神州文化网》2003／3／5）方舟子辈的矛头所向，恰恰正是我们的这个“立国之本”。

要之，方舟子现象如果不是意味着别有用心，大约就是意味着患了虐待狂。二者皆像将绞杀植物一样地不可理喻。

“武林霸主”梦

江晓原教授在为方舟子《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书所作的序中，曾心悦诚服地恭维道：“现在，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若这位“少侠”仅仅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惩腐恶，倒也勉强算得上是名至实归。无奈这位“少侠”的胃口或野心实在太大，不仅要在中国学术界惩腐恶，还要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因此，文武昆乱不挡地到处插手，只要他看不顺眼或不顺他心的，便不分清红皂白地见一个揍一个，而且不出手则罢，出手便必欲置人于死地，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暴君相。

于是，我们便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中国社会科学界早已烂透了”；“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学术腐败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但是像在当今的中国这样如此猖獗，却是罕见的”；“中国的新闻界在政治和商业双重控制之下，不仅普遍丧失了揭露学术腐败的良知和勇气，有的甚至还为虎作伥，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北大教授更容易当，只要懂英语就行”；“北大已成为一所为中国培养下一代剽窃人才的学校”；哲学家都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是“幸灾乐祸者”，而“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中国翻译家的译著，竟是“错误百出”，“无句不错”……

我想，大约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认为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所揭露出来的那些现象，全都是诬陷不实之辞；然而，我更相信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已然腐败到了这些偏执狂们所刻意渲染的那种程度。

翻遍所有的武侠小说，可曾见过一个“武林霸主”是有好下场的？

更何况，还是是一群只具有点皮毛的专业知识，对于其他知识不甚了了的科学小贩、造反派沉渣或沉溺在霸主迷梦之中却又并无真正“内力”、只能一味搔首弄姿的模仿秀。
如此而已。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但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却是：他们何以能如此轻巧地得手？如果我们不那么崇洋媚外，趋炎附势或天真善良，书生气十足，又何至于让这么几个毛孩子折腾得神魂颠倒，五脊六兽，五迷三道？

换言之，形形色色的假洋鬼子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们自己的脊梁挺不直，招子自然也就放不亮。

于是乎，便形成了一种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打嚏喷，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感冒的社会现实。说得刻薄些，满眼见到的，尽是些肩膀上不同程度扛着别人的脑袋，洋奴气十足，却自我感觉极佳，鼻子和尾巴都翘上了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和认定月亮是西方圆的土博士，以及垂涎三尺地跟在他们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的中小知识分子们。他们不但是方舟子现象的沃土，而且简直就是广义方舟子现象的组成部分——如果大家有勇气将方舟子现象当作镜子去照照自己，恐怕或多或少总能发现某些相似或肖似之处。我这只老鹤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更深切地识破方舟子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思和解剖自己的基础上，努力去改良滋生方舟子现象的沃土，就不只会有方舟子现象，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圆舟子、长舟子、扁舟子……现象。

所以，千万别忘了肩膀上扛着的是自己的脑袋。并以此为起点，一点一滴地去学会独立思考。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要解剖方舟子现象（或曰打落水狗）的最大动因和感触之所在。

毛泽东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庄子曰：“所存于己者未定，何瑕至于暴人之所行！”“荀子曰：“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纪昀和李叔同曰：“人自无求品自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难道我们不也应该反躬自省一下吗？ 

2003年1月5日初稿
2003年5月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