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九）方舟子与新语丝

作者：野鹤
2003年8月13日初稿
2003年8月16日二稿
2003年8月21日定稿
2003年12月8日最后定稿 
原文地址： http://li4.blogspirit.com/archive/2006/03/25/0113.html  

野鹤声明

一. 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79)毛泽东则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是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515）我正是依据这些原则，认真阅读了方舟子的数百篇文章和观察了他的种种表演之后，才得出他是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的结论来的。同样，要辩明野鹤的立场与观点，也应该认真审阅野鹤的全部文章，而不能仅仅限于《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系列文章的前三篇。

二. 任何一位认真读过我这九篇文章的人，大约都会看出：文章的主旨在于：全面解剖方舟子及方舟子现象，并对这位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反腐英雄”进行“二阶打假”。对此，方舟子辈（特别是身兼“师爷”和“打手”双重身份的那位为老不尊的陶世龙）自然不敢也无力应战，只好施展“围魏救赵”、“暗渡陈仓”一类的诡计，竭力将公众的视线从这一主题上引开：一方面，拼命制造野鹤“有强大的官方靠山”，是中国腐败势力（特别是被方舟子被揭露的那些腐败分子）的代言人的谣言，试图将舆论集中到要不要反腐打假的问题上来，宣扬批方舟子就是反对反腐打假的谬论，并以打官司要挟《探索与争鸣》腰斩了野鹤的系列文章；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内的靠山打政治牌：一面派人到中宣部告野鹤的黑状，试图靠官方势力来封住野鹤的嘴；一面以反腐英雄的身份在新华网上露脸，力图制造“反腐英雄”不容否定的假象。随着野鹤的“方舟子现象”系列文章陆续在网上发表，并引起越来越多的正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关注，感到岌岌可危的方舟子辈，终于破釜沉舟地将打官司的要挟付诸实行，试图用是否损害方舟子名誉的官司，继续转移公众视线。无非是想用“恶人先告状”——骗子告揭露骗子的人损害了骗子的名誉——的流氓手段，将野鹤这个“打旗儿”的封杀出局，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就是真的将“打旗儿”的轰下台去了，正戏就开不了场了？聚集在台下的观众就一哄而散了？从此骗子、痞子、流氓就铁定是“英雄”了？中华大地就可以听凭你们这伙欺世盗名的家伙随心所欲地自由驰骋了？做梦去吧。

三. 方舟子辈说我是“有强大的官方靠山”的“打手”和“看家狗”，自然是造谣诽谤。但我也确有“靠山”，我的“靠山”就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学界的良知，以及“邪不压正”的古训。即或方舟子能打赢这场官司，大约也不会动摇我对于我的靠山的信念，因为，邪能压正于一时，古来有之；但邪能摇身变成正，在人类历史上却绝无先例。

四. 中国人历来相信：邪不压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类的古训。愿与方舟子辈及其背后别有用心的支持者和怂恿者共勉。

2003年12月4日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九）——方舟子与新语丝

野 鹤

如何评价方舟子与新语丝？或者说方舟子是何许人？新语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网站？

新语丝网友刘某的看法大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说：“方舟子虽然嘴巴刻薄点，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是站得住的，在人格上是不亏的”，“一个人只要大节上不含糊”，其他的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尽管他“不是方舟子迷，毋宁说对其亦颇有微辞”，虽然有一万个理由不站出来表态，但“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终于还是站了出来，并且在方舟子别有用心的诱导下，将野鹤说成是“有强大的官方靠山”的“打手”和“看家狗”（刘某：《也来为方舟子摇旗呐喊》，新语丝2003.6.19）。如果这位“刘某”确有其人的话，到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却也是位善良而又糊涂的“东郭先生”。那么，咱们就来看看方舟子的“大节”究竟是否“站得住”？具体地说，就是：方舟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反腐英雄”？新语丝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以“反腐”为名，行抹黑之实

正如对于一个医生，究竟是旨在治病救人还是谋财害命，是个根本的大节问题一样，一个“反腐英雄”究竟是旨在振兴中华还是给中华抹黑，才是真正的大节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值不值得信任？如果值得信任，相信他们不但有决心和信心，而且有魄力和能力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就该依靠他们或与他们合作，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反腐斗争。若认定他们不值得信任，那就不仅仅是揭露，而是联合起来将他们推翻的问题了。方舟子如果真的像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个爱国爱民，口含“中国国策和民心”的“天宪”的真英雄，就应该属于前者。然而，正如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便惊讶地 “发现”，原来“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中国社会科学界早已烂透了”；“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学术腐败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但是像在当今的中国这样如此猖獗，却是罕见的”；“中国的新闻界在政治和商业双重控制之下，不仅普遍丧失了揭露学术腐败的良知和勇气，有的甚至还为虎作伥，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北大教授更容易当，只要懂英语就行”；“北大已成为一所为中国培养下一代剽窃人才的学校”；哲学家都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是“幸灾乐祸者”，而“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中国翻译家的译著，竟是“错误百出”，“无句不错”……

这究竟是旨在振兴中华还是在给中华抹黑？而且还要跑到美国的大学中去对中国留学生和在网上对华裔中国人大肆宣扬，不是抹黑又是什么？

一味横扫，不改初衷

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一中曾告诫方舟子及其追随者：

如果确是为了振兴中华，那么就应该像大夫一样，首先对病症和病人作出正确判断——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是疑难重症？还是不治之症？病人的体质和心理状况如何？有无其他病史？是遗传还是传染？家庭条件和环境如何？……然后再对症下药——是采取保守疗法并向病人推荐其他病人痊愈的经验教训？是动大手术？还是让家人准备后事？

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中，我又专写了“官本位”一节，举出至少六种不同性质的腐败，并指出：

无论是官本位腐败还是官品质腐败，或其他所有与官有关的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皆也有民众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因此，仅仅强调“上行下效”是不够的，还应该正视 “水落石出”——民的素质降低，官的腐败便彰显。或“水涨船高”——民众素质提高了，便能促进官僚素质的提高。所以，单是揭露和惩治腐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官与民的素质。而官与民素质的提高，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建设过程，不但急不得，还得逐渐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谈何容易？特别是之于我们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

那么，对于方舟子辈吹毛求疵、一味揭露的“英雄业绩”，是不是应该重新估价了呢？

从而论证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明确地反对方舟子辈“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抡过去”的做法。

“三闲博士” 指出：方舟子对于母国光院士的“打假”，也是冤假错案。而方舟子却既不追究原告人的责任，也不向母国光院士道歉（而且依然将这一冤假错案收入新语丝的“立此存照”，作为他的反腐业绩招摇惑众）。方舟子将新语丝变成审判中国海内外学者的公堂，自己包办和客串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三大职责，其实是以一种腐败的方式来反对其他的腐败。（三闲博士：《白眼看方舟子》，转引自http://www.csc.pku.edu.cn/forum/档案馆）

网友黄蓉则指出：方舟子“颇不客气地让人们向他提供批判的素材，好像他就是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中纪委。方公堂判案结果是把被判人的‘骗子’、‘造假’之类罪名高挂在他的网站。他可以狡辩这是舆论而不是公堂。而中国读书人和外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名誉对于学者的至关重要性。一个优秀学者的名誉，是个人才能和有时不止一个人的汗水的结果。而方公堂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宣布对人的判决，就是极大的处罚。可是方，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的……”(黄蓉：《方舟子现象之研究（提纲）》，http://www.raindowplan.org/cgi-bin/edu/mainpage.pl）

网友“南海之子”也指出：新语丝的文章有真有假，常有谣言和谎言，对当事人造成重大身心伤害。明明打错了人冤枉了别人却从来不肯承认错误，还受害者清白，反而死撑脸面，继续损害当事人的名誉。例如，科大的郭教授、姚教授；复旦的贺教授；北大的周教授等。（参见南海之子：《新闻自由和人权观念——谈科大BBS封杀XYS》）

其他许多网友（甚至包括不少支持方舟子的好心人），也以不同方式指出方舟子的反腐活动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手伸得太长、反腐扩大化，口含天宪、主观武断、指鹿为马，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死不认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

如果方舟子确乎是位严肃认真的反腐英雄，就该虚心采纳大家的意见或建议，不断地改进其反腐的方式，提高其反腐的水平，将其反腐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然而，从新语丝网上看，方舟子不但丝毫没有听取大家的意见或建议，依然顽固地坚持他既定的立场和方针；而且，直到最近他在新华网上的那场表演，仍然死死抱住他的既定立场、方针及其“业绩”不放，咬定学术腐败“现在普遍的表现形式就是剽窃，抄袭论文，剽窃别人的成果，弄虚作假的行为……危害最大的是以自己的学术界的身份替伪劣假冒产品作广告，利用科学家的威望来欺骗消费者”（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2003年7月2日）。所有那些“冤假错案”依然原封不动地张贴在“立此存照”上。可见，这位“反腐英雄”的“醉翁之意”并非中国的反腐大业，而在于欺世盗名以满足他那畸形的伟人欲。

如蝇逐臭，涣散人心

正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整天用放大镜去揭露爱人的缺陷或疮疥一样，任何一个正派的、有良知和良心的中国人，也都不会只盯着国家和社会的阴暗面而对光明面视而不见。唯有别有用心或心理变态的人，才会如蝇逐臭地专盯着痈疽而无视其他。而方舟子和新语丝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例如，对待中国的翻译界。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译著，不仅是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的窗口，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归功于从梁廷枬、王韬到严复、林纾等一批著名的翻译家，以及从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编译局到商务印书馆所吸纳的众多不那么有名、乃至无名的翻译工作者。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乃至方向也与翻译界的积极性、导向和水平息息相关。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无私奉献，中国人就会成为固步自封的井底之蛙，或者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尴尬境地。即或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翻译的举足轻重作用，依然没有降低。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不懂外语；懂得外语的人也未必都能阅读外国的原版书；便是能够直接阅读原版书的人，由于隔行如隔山，也很难读懂自己专业之外的原版书。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要靠翻译这个窗口来看世界。而翻译界的甘苦却很少为人所知，所以我们不但应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还应对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关怀和保护。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界比起林纾等人的意译、鲁迅先生的硬译，以及曾遭到过鲁迅先生批评的赵景深先生的“顺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由于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灾变所造成的文化断代，步履艰难的中国翻译事业仍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对翻译界不但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而且更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鼓励和爱护，而绝不该吹毛求疵、冷嘲热讽、恶意摧残。而方舟子大约从今年（2003）二月份开始，却在新语丝网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掀起了一股主要针对中国科学翻译界的“打假”活动。矛头所向，从专业的翻译家(如田洺先生等)到业余的翻译者(如刘兵教授等)，乃至对他们的翻译“打假”活动表示了些不同意见的网友(如自称“良家妇女”的agent of change等)……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方舟子不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科普翻译界的辛勤劳动和骄人成就视而不见（单是我的书架上，便有第一推动丛书、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科学与人译丛、哲人石丛书、广义进化研究丛书、科学人文、科学争鸣系列、支点丛书、世界科普名著精选、新视角书系、观照生命书系、万川科学人文书系——以及其他科普著作二百多本），而且按照他自定的标准（如“神创论”、非“国际学术界共识”之类），抓住几本所谓的伪科学译著（如《许靖华先生的《大灭绝》就根本不是伪科学），或译著中的某些问题，便以超级翻译权威或翻译警察自居，将中国的科普翻译事业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还发表《科普著作的翻译还有救吗？》一文（《书评周刊》2003 年6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将中国的科普事业和中国科普翻译界贬得一钱不值。自诩“述而不著”的方舟子，自己不从事科普翻译工作，却又要居心叵测地贬低和否定中国翻译界，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其后果都只能是动摇和涣散国人对于科普翻译界的信任，封闭或堵塞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又如，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无论是新任党政最高领导层的果断、军队将士的雷厉风行、医务工作者的献身精神, 还是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都无不令人感到振奋并受到所有正派中国人的一致好评。毋庸讳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灾，也的确暴露出我们政治、经济、医疗、文化、传媒……等各个方面的种种问题，对此，也应该正视和揭露，但揭露的目的应该是疗救和建设，而不是相反。可是方舟子和新语丝却对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抗击“非典”的大好形势不感兴趣，抱着某种幸灾乐祸乃至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9日至7月25日的三个半月时间里，新语丝先后发表了约240多篇关于“非典”的文章（平均每天1.33篇以上，在“抗非”斗争最紧张的时期，每天多达3－7篇），其中也不乏好的或较好的 (粗略统计约占10％左右)，但大多都是幸灾乐祸，如蝇逐臭，趁火打劫，借题发挥，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身上抹黑的文章。大抵有这样几类：

（1） 2003年4月26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采取了果断措施，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迅速扭转封锁疫情的官场陋习，使“抗非”斗争走上正规之后，方舟子和新语丝仍然不依不饶地反复刊登抨击中国当局封锁消息，宣扬隐瞒疫情是中国政府欺骗愚弄民众的一贯传统的文章。如，《中国27省市SARS传播源头追踪》（XYS20030519）、《非典是“突如其来”的吗？》（XYS20030523）、《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XYS20030722）等。

（2）抨击中国“抗非”斗争中的隔离扩大化，攻击中国无视人权。如《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看中国萨斯隔离扩大化》（方舟子，XYS20030505）、《华中科大现在就像一个囚禁学生的大监狱》（XYS20030510）《西北工业大学封校点滴》（XYS20030516）等。

（3）渲染民众的迷信和愚昧，抨击中华民族素质普遍低下。如《愚昧的中国人——写在“非典”流行的时代》（XYS20030505）、《喝中药——非典时期大笑话》（XYS20030511）、《“非典”•谣言•无知》（XYS20030526）等。

（4）抓住网上一二条消息便大做文章，攻击和嘲笑中国人盲目反美。如《中国新闻网公然用改变日期方式炮制美国“非典”谣言》（XYS20030424）、《萨斯病毒与美国阴谋论》（方舟子，XYS20030429）、《“萨斯病毒与美国阴谋论”补记》（方舟子，XYS20030521）等。

（5）按照方舟子和新语丝一贯的立场和宗旨，继续攻击和否定中医和中药，散布民族虚无主义。如《对中医药治疗SARS的疑惑》（XYS20030607）、《非典时期为虎作伥的中医》（XYS20030519）、《骗人的中草药和愚昧的中国人》(XYS20030522)、《作为巫医的中医》 (XYS20030718)等。

（6）借题发挥，抨击乃至谩骂中国政治体制是一贯如此，不可救药。如《一贯如此，绝非典型》（XYS20030426）、《由非典所想到的》 (XYS20030501)、《我在那个“非典型”星期的经历》（XYS20030520）等。特别是《照照“SARS”这面镜》（XYS20030522），说中国官员是“屁股指挥脑袋”，指责政府实行的是“损不足以富有余”的政策，声称对“颟顸和冷酷”的中国“精英”抱有希望， “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

（7）小题大做，横挑鼻子竖挑眼。如《今日出台新的“冠状病毒”》（XYS20030509），挑动对于高校招生优先录取正在从事SARS病治疗的医护人员子女政策的不满，借题发挥，煽动“弱势群体”对政府的对立情绪。《一个非常可笑的“非典”谣言》（XYS20030527），借民众的愚昧、盲目和浪费之题，讥嘲政府手忙脚乱、小题大做而事倍功半。尤其恶劣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关于给予仰恒光等11名学生违纪处分的决定》（XYS20030521）和《西安交大处分续篇》（XYS20030522）、《方舟子评西安交大学生处重要公告》（XYS20030522）等，方舟子不做任何调查，便将这一“处分”贴在新语丝网上，并抓住“处分”中以“用电脑放《国际歌》”作为处分理由一事大做文章，不但在“方舟子按”中说：这“简直算得上是小幽默”，而且在《续篇》中将《国际歌》的词曲作者鲍迪埃、狄盖特，《国际歌》的中译者瞿秋白以及西安电脑经销商、比尔•盖茨……等人皆拉来作为交大的处分对象。貌似搞笑，实则是唯恐天下不乱地对大学生与校方的矛盾和对立推波助澜。

（8）对中国的院士和专家进行攻击和全盘否定。如《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XYS20030427），将中国的院士说成是“顺手牵羊”的“无赖”和“趁火打劫”的“流氓”，声言：“首先就要废除中国的院士制度。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生无望。”《调查钟南山》（XYS20030626）、《洪涛为什么不也来掺和呀？——读〈调查钟南山〉有感》（XYS20030629）等，则抓住钟南山和闻玉梅院士急于研制抗非典疫苗过程中的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无论动机何在，其客观效果则是丑化“抗非”第一线的科学家的形象，与“抗非”斗争唱反调。

（9）公然嘲弄“抗非”斗争，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如《非典，费惦，肺玷，诽点，匪店……沸点！》（XYS20030427）,不但对“抗非”斗争竭尽嬉笑嘲骂之能事，还借一个“美容师”之口，公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整一个现行反革命！郎个姓‘瘟’嘛？还要家宝，还要总理！”、“江，还要泽民？长江嫩江牡丹江能不泛滥吗？朱，不就是火红色吗？还要熔基！大小兴安岭能不天火烧吗？”《我在那个“非典型”星期的经历》（XYS20030520）一文的结尾，则借“一个朋友”的话，宣称“完了完了，全崩溃了，这个国家用不着战争。”公然涣散人心。

正如一些睿智的网友所指出的，新语丝的主要对象是一些30 岁以下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和“愤青”。前者单纯，敏感，缺乏社会阅历，容易被某种观念所左右；后者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却大多是思想浅薄或动机复杂，往往幻想一蹴而就或只图口舌之快，因而，他们是社会上最活跃然而也往往是最浮躁的一群。同样是学生出身而又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方舟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领袖；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新语丝，也正是主要针对他们的。如果将他们比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那么新语丝便大抵就是这火药桶的引信。

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的结尾曾指出：

在方博士啖饭之道的背后，似乎比其他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多了点什么——其他的洋博士充其量不过是捞了些名利，而方博士除了捞名利外，还将中国的现实描绘得污七八糟，令人产生怀疑和沮丧。特别是读了他的200 多篇（现以将近600篇——野鹤注）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怀着某种阴暗的心理看待自己的祖国，毫无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心，如蝇逐臭般地盯着中国和中国人的伤口或脓疮，不遗余力地暴露、扩大、张扬……客观上便只能是打击、摧毁和扼杀中国人的自信心与求知欲，令人觉得自己与现实皆一无是处，除了自惭形秽地匍匐在他和他背后的超级科技大国的脚下，甘当科学霸权主义的驯服工具外，似乎再无其他出路。

李敖说：“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精神，不用敌人来攻（如CIA 《搞垮中国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早晚的事！”“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李敖：《毛泽东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神州思想文化网》20030305）方舟子辈的矛头所向，恰恰正是我们的这个“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方舟子，为了满足自己的伟人欲或圆其霸主梦，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打着不问政治的旗号，偷贩亲美反华的私货

方舟子一再标榜“‘不谈政治’是《新语丝》创办时就定下的办刊方针”（方舟子：《风雨纵横“新语丝”》，《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2000 年9月4日）。然而，“9.11”事件发生后，方舟子不但毫无根据地武断：“中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方舟子：《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新语丝2001﹒9﹒14），咬牙切齿地诬陷：“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反美情绪……这种仇恨所指向的，不仅是美国政府、军队、社会‘而且是指向全体美国人，乃至于在美国生活、工作、旅游的外国人，要而言之，一切在美国土地上的人都该死。”（方舟子：《比世贸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 2001﹒9﹒12）如丧考妣地咒骂：“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统，也不是中国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评乔新生〈其实，这是一场早已开始的美国人的战争〉》，新语丝2001﹒9﹒13）。而且，一方面宣布“我有倾向性”、“原则性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拒绝刊登所有“不同的声音”（方舟子：《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新语丝2001﹒9﹒14）；另一方面，则连篇累牍地刊登形形色色亲美反华的文章（不算“读者来信”便有 140余篇，见【新语丝电子文库】）。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新语丝从2003年3月2日－4月24日，50多天中便刊登了近60篇竭力为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决议一意孤行的侵略行径辩解的文章，大肆攻击中国的立场并对央视及其记者和军事评论员嘉宾，极尽嬉怒嘲骂之能事。

这也属于学术反腐打假的范畴？揭露方舟子辈打着不问政治的旗号，偷贩亲美反华的私货的虚伪面孔、丑恶嘴脸，就是所谓的“打政治牌”？（注一）

宣扬强科学主义，竭力诋毁人文学界

所谓“强科学主义”，就是科学万能主义，亦即科学霸权主义。说白了，就是主张树立科学的绝对权威，让科学家君临天下，主宰一切。其目的或社会效果，无非就是张扬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霸主地位，并趁机狐假虎威地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具有超常伟人欲却又质薄学朽，因而被网友们称为学术“扔货”的方舟子，自然不敢到科学界或学术界去称王称霸，却在超常伟人欲的支配下，避实就虚地高张生化博士的旗号，在媒体上以科学卫道士自居，将人文学界当成他立威扬名的靶子。其暴戾恣睢、狂妄嚣张、大言欺人、不可一世的恶劣表演，即或不是史无前例，至少也是当世仅有，确已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且看方舟子的“自供”：

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1989－1990书信摘录》，【新语丝•方舟子作品】）

我也一向认为文史哲的专业性在目前来说远不如科学领域。文史哲看得懂的文献资料我都看得懂，就是专业性不强的表现。（《方舟子答刘兵的“就此别过”》，新语丝2001﹒12﹒26）

本专业为沉积地质学、被排斥在生物学界之外的许靖华的邪说，只是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学界才找到了知音……不识货本来也没什么，如果能够虚心一点，向识货者请教，在编辑时问问生物学的专业人士，也不至于把垃圾当成宝贝。当然，对中国的人文学界人士，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在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态度。他们愿意抱着这种态度把精神毒药当精神食粮……（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评〈新语文读本〉》，《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3日）。（注二）

总有哲学家、伦理学家恋恋不舍“科学导师”的地位……“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我”，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对基因工程没有深入的了解，就敢大谈对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命技术的忧虑，恐怕只有中国哲学家才有这样的勇气，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哲学的高度”！如果没有“哲学”这个万金油，能对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涂抹一把吗？（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的生命技术观》，新语丝2002﹒11﹒14）

文科妄人易犯什么错误？未像理工科科学家们那样受过严密思维的训练，或天生智力就不足。（方舟子：《反科学的文科妄人的绝好写照——评贾保华〈“现代化时间表”与科学的反思〉》，新语丝2001﹒7﹒6）

…………

这等质薄学朽的斗箕之徒，居然还要一再宣扬他那句篡改爱因斯坦名言的“名言”：“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真真是卑鄙龌龊，无耻之尤。

不仅如此，为了掩饰他们的强科学主义实质和枭獍用心，方舟子辈不仅竭力混淆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的界限，竟还要宣扬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科学的荒诞逻辑：

根据我阅读文献后得来的印象，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正是凭借这一逻辑，他们才揪住吴国盛、江晓原等所谓科学文化人不放，蛮横地给他们扣上“反科学”的帽子，打着科学卫道士的旗号与之死死纠缠。究其真正用心，无非是冠冕堂皇地偷贩强科学主义的私货而已。

在方舟子一伙中最浅薄然而却也最可爱的赵南元教授，常常好心办坏事地泄方舟子的老底，例如，他就敢公然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批驳杨叔子院士关于科学与人文和而不同的文章《科学人文势同水火》，宣称“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任何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共生互动’的努力，都会面对这一分歧的挑战”（《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甚至公然要政府《给科学以自由》（《科学时报》2002年9月22日），狂妄地宣扬除了实证科学外，民主、伦理、宗教以及其它人文学科皆不可靠的科学唯我独尊观。如此赤膊上阵，不仅是亮了方舟子的底牌，无形中也在方舟子那副貌似“一身正气”的虚伪面孔上，扇了一记“漂亮的耳光”。

张扬痞子习气，鼓动浮躁之风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号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因此，即或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也大多反感他的那种武断霸道，尖酸刻薄，动辄伤人，人身攻击的文风——诸如“反科学”、“反人类”、“伪科学”、“神创论”、“极毒教”……一类的大帽子满天飞，什么“鼠辈”、 “弱智”、“白痴”、“傻妞”、“妄人”、“狂人”、“骗子”、“万金油”、“野狗们”、“候补汉奸”、“民主斗兽”、“民猪”……之类的尖酸刻薄之辞到处泛滥；动不动便将中国的学者说成是“一无所知”、“不学无术”、“信口开河”、“连最简单的英语句子都读不懂”……并用给他们“布置作业”、“改作业” 等轻蔑用语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以及打着反腐的旗号，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到处制造冤假错案等等。在方舟子的带动和怂恿下，一批追随者便随着方舟子的指挥棒如法炮制，涎皮赖脸地到处张扬这种痞子习气和浮躁之风，什么“叫兽”、“叫叟”、“看家狗”、“猪狗圈”、“洋奴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当洋奴，你能怎么样？”、“狗尿台长在金銮殿上”、“中国人都阳痿了”、“如果不出国学习的话，这帮人这辈子就是这假大空的水平了，没救！”、“待我学成，实在愿意和各位一起鲜血淋漓”、“按照那时的标准，恐怕野鹤先生也是十足的‘洋奴相’，也会‘放洋屁’了”……

在新语丝这个 “第一个中文网站”的带动下，甚至是那些反对方舟子的网友，也近墨者黑地染上了这种“痞子”和“浮躁”的病毒，不但将什么“方肘子”、“方怨妇”、“方婊子”、“方狗子”……一类的谩骂当成了口头语，而且将网上的对骂当成一件乐此不疲的开心事，无形中便着了方舟子的道——将全面反思和质疑“反腐英雄”这一思想和文化上的严肃斗争，化为嬉笑嘲骂的消闲活动。

当然，无论是痞子习气还是浮躁之风，都是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原有的陋习，并非方舟子所发明。但方舟子和新语丝，不仅对这一消解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败坏中国学术风气的陋习，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还在弘扬科学精神和反对腐败的旗号下，使之合法化、普及化，以致在以青年学子和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大批年轻网民中间，养成（或加重了）一种不思进取，不求甚解，不愿深思，甚至是意气用事，不问是非，一味发泄的痞子习气和浮躁之风。反过来，这种陋习又成为方舟子之类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温床。

要而言之

尽管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方舟子这位“反腐英雄”，不仅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而且还是个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但究其实质，不过是个具有超常伟人欲而又质薄学朽的偏执狂；一个自以为是“千面人”却又演谁不像谁的三流演员；一个妄想称王称霸而又缺少霸才的模仿秀。概括地说，就是质薄学朽的学术痞子、寡廉鲜耻的江湖骗子加掎挈伺诈的文化流氓。至于他所把持的新语丝网站，用代表虹桥科教论坛“部分老同志观点”的微结构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方舟子以‘学术打假’之名，或是利用国内学人之间的矛盾，或是依附某些不便亲自出马的势力，或是网罗愤青和反社会分子，私设公堂，把新语丝网站办成对国内学人随意攻击诬蔑的‘裁判所 ’。久而久之，新语丝那里也就主要聚集的是满眼PEGATIVE(反面的、消极的、否定的。野鹤注)，干着 DESTRUCTIVE(毁灭性的、破坏性的。野鹤注)的玩意。”（虹桥科教论坛2003﹒11﹒17）概括地说，新语丝则是一个挂着许多冠冕唐皇的幌子的排污口、一个打着“反腐打假”的旗号专给中国抹黑的黑网站、一个以科学的名义助纣为虐推销科学霸权主义的桥头堡。

当然，究竟如何评判方舟子和新语丝？还得由大家和时间来鉴定。

我在《野鹤答〈科学时报〉记者问》（参见杨虚杰，熊卫民：《学术打假起争议，“反腐英雄”遭质疑》，《科学时报》，2003 年7月11日）中曾说过：我不过是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野鹤”，只“适于打旗先上地站出来抛砖引玉”。我的“方舟子现象”系列文章已经写了九篇，这块“砖”大抵已对方舟子与新语丝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剖，下面该轮到学术界中的正“角儿”们上场了（其实，他们也早已上场，只不过尚未布成阵罢了）。

总而言之，是联合起来对这位“反腐英雄”进行质疑和打假的时候啦！

2003年8月13日初稿
2003年8月16日二稿
2003年8月21日定稿
2003年12月8日最后定稿

（注一） 方舟子辈抓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不遗余力地攻击上海社科联打政治牌。这不过是他们偷换概念，胡搅蛮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诡辩故伎。众所周知，所谓打政治牌，就是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用地用政治帽子代替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地靠政治权势置人于死地。例如方舟子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和怂恿者，无力摆事实，讲道理地写文章正面反驳野鹤的文章，只好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用地诬陷野鹤“鼓吹自由化”，并到中宣部去告野鹤的黑状。又如，在《就野鹤诽谤一案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说什么：“野鹤那样的公然为腐败、伪科学和邪教教主辩护的文章是否属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靠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将野鹤置于死地。这才是不折不扣地打政治牌。而任何一位认真读过野鹤文章的正派人，都清楚：野鹤的文章无一处不是根据方舟子的文章，无一篇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据我所知，发表并支持野鹤文章的上海社科联和《探索欲争鸣》的负责人，也并非只听野鹤的一面之词，同样是在下载并认真审阅了方舟子的数百篇文章的基础上才写出答辩状的。方舟子辈除了抓住片言只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诡辩外，至今也拿不出而且也不可能拿出一篇像样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反驳文章。不过是一群质薄学朽的斗箕之徒罢了。方舟子背后的支持者和怂恿者，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我看都是白长了眼、油蒙了心、算错了帐。

（注二） 那时许靖华先生远在瑞士，并在《古海荒漠》一书的“中文版序”中宣布：“在《古海荒漠》之后，我写了另一本科普书籍——《大灭绝》（The Great Dying）这也是一本很成功的书，可是我的同行已开始责怪我，说我不应该沉迷于‘媒体科学’上，于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使命，并打算从此不再从事非专业的写作了。”那时还侨居美国的方舟子，大约算准了许靖华先生不会关注和在意“媒体”上的动静，便肆无忌惮地对许靖华先生和《大灭绝》大泼脏水。现在，许靖华先生来到北京，不但对记者说：那些指责他的《大灭绝》是宣扬“伪科学”的人“是很肤浅的”，基本上都是学生物学“出身”的，“不了解进化论的科学依据不应该从遗传学上找，而应该从古生物方面开始研究”，因为进化问题是整个地球生物的历史。（见于彤：《科学家圆文学梦》，《科学时报 2003﹒9﹒25》）而且许靖华先生居然还声言：“我发现学科学的人多半是骗子，骗老百姓的钱。”（所思、贾婷：《“另类”科学家许靖华》，《扬子晚报》，2003﹒10﹒2）而一向以科学卫道士自居的方大英雄也正在北京，不知何以竟色厉内荏地成了缩头乌龟。真真是造化弄人，竟让“孙大圣”与“白骨精”同聚北京城。
最近方少侠终于扬言：“近来许靖华又到国内活动，我会再写篇批评文章。”（方舟子：《反学术打假也切忌无知和野蛮》，新语丝2003﹒11﹒18）我相信此话是一定会兑现的，只不过什九是在许靖华先生回瑞士之后。这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距离越远越显“英雄”本色。例如位梦华院士远在“北极的一间孤零零的小木屋里”，少侠才敢于破口大骂他“信口开河，哪有半点科学态度可言？”（方舟子：《达尔文何错有之》，新语丝2003﹒11﹒2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