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
作者：野鹤
2002年12月21日初稿
2003年2月22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5期
若孤立地看方舟子的某篇或某些篇文章，你会觉得他的确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但是，如果将他的另一篇或数篇同样是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的文章，两相对照，便会产生困惑——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到底想坚持什么观点？就好像是你说乌鸦是黑的，他就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白的；若另一个人说乌鸦是白的，他立即又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黑的。使我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当然，其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有的，大约就是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辩倒所有对手的“真理化身”。难怪他傲气十足地对采访者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这样一位为丧失理性、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狂，你能奈他何？
不计目的的辩论狂
9.11事件发生前，方舟子曾在网上义正辞严地批驳《华夏文摘》的反爱国主义宣传，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而不是“把一切责任赖到别人头上”，当然，别人的责任也不能一笔勾销。
“真正学会平等待人”，“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之类的高调，是否该唱，要看是对谁、在什么时候说的。
“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只要想想印第安人当年以鸡蛋击石头的抗击殖民者的悲壮史，看看至今印第安人虽已无力回天而仍然不忘几百年前的屈辱，把美国法定的“哥伦布纪念日”视为屈辱日，中国人牢记百年前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既然世界还未大同，国与国之间还存在竞争和对抗，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像在私有制社会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天经地义，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7.17）
确实鞭辟入里，令人感佩。其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是，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的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似乎突然就转了180°，竟然在网上斥责中国人“幸灾乐祸”，说“中国社会弥漫这一股反美情绪”，并义正辞严地感慨道：如果说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动摇美国的大厦却不能动摇美国的根基的话，对恐怖袭击的欢呼却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已腐烂到了何等程度。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就让人不寒而栗。（方舟子：《比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9.12）两天后，他又在网上贴出《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其根据是：125861位网民的投票。且不论大抵属于小知识分子阶层的125861个网民是否能代表13亿中国人；用不到万分之一的“随机统计”来“实证”全体中国人，是否符合他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或“科学理性”？就算是，不也正是“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的表现么？怎么才过了两年，就忘记了自己所说的：“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一类的话，也唱起了像《华夏文摘》那样的“反爱国主义”的“高调”了呢？当然，人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他这回所谈的主要不是“爱国”而是“人文主义原则”，因此，同一天，他又在网上发表了《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对他收到的“许许多多忠告、警告、谩骂、抗议、威胁信”及“反驳文章”，表示不屑与拒绝，大义凛然地宣布：“虽万千人吾往矣”，显示其捍卫“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立场和浩然之气。那么，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据他自己说：“按西方的本来定义，是‘一种伦理理论和实践，强调理性，科学探索和在自然界中人类的满足，通常拒绝信神的重要性。’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科学探索精神、理性精神、世俗精神和反宗教精神。”（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12.7）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实质，无非就是他整天挂在嘴边的“科学理性”。却似乎与9.11事件及他所谓的“幸灾乐祸”皆拉不上什么关系，不知他何以不去悲壮地坚持大家都明白的“人道主义原则”，偏要来宣布这等不搭界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许是气糊涂了吧？却又偏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地不许别人也“糊涂”一把。三天后，竟又在网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批特批同样是在坚持“人文主义”原则的余杰。余杰在其《丧钟为你而鸣》中，痛心疾首地将所有“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称之为“丧心病狂的‘看客’”、说他们的“幸灾乐祸”是“一个怯懦民族仅存的勇敢”、“是一个自私民族表达‘爱国热情’的唯一形式”……其“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与激烈，简直比方舟子还方舟子。只不过是由于用了“神”和“撒旦”这两个词儿，又在结尾处引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便触犯了方舟子的反基督教情结，居然令他火冒三丈地将自己刚刚宣布的那个充满浩然正气的“原则”置之脑后，不惜同室操戈引经据典地对余杰严加痛斥。（参见方舟子：《失语之后切莫胡言乱语》及其附件《丧钟为你而鸣》，【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9.17））这回倒是有那么点“科学理性”的味道了，却似乎又忘记了他那刚刚暴露的“反爱国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方舟子用来痛斥余杰的“经典”就是：卖弄他的历史知识——说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是如何烧杀掠夺，血洗全城，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惨案；1187年阿拉伯人夺回耶路撒冷后，对于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以德报怨；而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不领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血洗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云云。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反对割断历史的唯物史观。只可惜他偏偏又一次忘记了三天前自己对于乔新生教授的批驳。乔新生教授在2001年9月14日的人民网上的文章《其实，这是一场早已开始的美国人的战争》，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的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美国到处推行霸权主义、训练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打击异己和到处推行好莱坞的暴力恐怖电影的产物。无非是总结历史教训，倡导民族和文化冲突中的理性原则，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感情冲动，应该正视9.11事件的历史因果关系。在反对割断历史，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点上，与方舟子对于余杰的“告诫”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矛头之所向是山姆大叔而非恐怖分子和“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这自然又忤逆了自称“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感情冲动”的方舟子。于是，为了迎头痛击这种公然的“忤逆”，方舟子竟又不惜割断历史，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对于阿拉伯人的赞美之情弃若敝屣，就事论事地将乔教授的文章称之为“为恐怖主义开脱责任”，说乔教授“应该去担任恐怖主义的大律师”……甚至还宣称：“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与哪里还有半点“人文主义”的味道？更遑论什么“原则”了。且不论方舟子的这种文化或学术上的霸权主义作风，与美利坚的霸权主义究竟有无联系或有多少联系？也不论方舟子这种如丧考妣的“反爱国主义”激情，究竟存在什么背景？单是从他上述的一系列口含天宪、翻云覆雨、丧失理性，逮谁咬谁的表演来看，起码可以断定：他的辩才已经偏执到了不计目的为辩而辩的辩论狂地步。运用自如的诡辩术方舟子确实聪明过人，机敏善辩，并且已然形成一套运用自如的诡辩术。常常令人火冒三丈，却又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过只要拆穿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雕虫小技耳。试举数例发见如下：一、武断霸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凡认真读过许靖华先生的《大灭绝》的人，大约都会觉得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不但读起来兴趣盎然，而且还能从中得到许多科学知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就因为批评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便被他全盘否定，说它“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贩卖偏见的宣传手段。”（方舟子：《再为达尔文辩护》，《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30日）。甚至，将它斥之为“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无知和偏见”，宣扬“伪科学迷信”的“精神毒药”和“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3日）。众所周知，科学界从来不是一统天下，而且允许并鼓励各式各样的理论或观点争执不休。那么，是谁、又凭什么规定科普著作只许普及知识不许普及观点或只许普及某一种观点呢？即或是主流的观点，不也是一种迟早会被更新的假说所取代的假说吗？再说，在科学史上，哪一种主流观点不是从非主流观点起家的，就连被方舟子奉若神明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也如此吗？那么，你又凭什么将某种主流观点当成绝对真理，不许宣传和普及其他的理论或观点呢？更何况许先生的观点并非胡说八道的谬论，而是一种严肃的假说，你又凭什么党同伐异地对它进行否定和扼杀呢？退一步说，即或他的观点不对，你可以批驳他的观点，凭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将《大灭绝》中大量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知识弃若敝屣呢？更有甚者，国内出版了一套《新语文读本》，36册（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各12册），共708篇文章，仅仅由于其中一篇文章及其编写手记，对于许靖华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便被方舟子全盘否定，说“这套读本在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冠以“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的大罪名，连同那些编书人——那“一批‘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语文教师’”，统统一棍子打死。还意犹未尽，又将中国人文学界拉来作为陪绑，说什么“许靖华的邪说，只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界才找到了知音。”（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真真是武断霸道到了癫狂的地步。如果有人看到方舟子先生的脸上长了个疖子，便断言他已是梅毒晚期，并且效法方舟子先生的诡辩术，声称：“你有患梅毒的自由，我也同样有批评梅毒的自由”、“俗语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不能因为只有脸上一个疮来论证你不是梅毒晚期”、“我不是‘性病大夫’，也不是‘卫生警察’，我也历来主张性自由，并没有呼吁政府部门制裁你……难道只许你患了梅毒还自诩身体健康，就不许我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不被误导，免受其害？”（参阅方舟子：《且慢为伪科学鸣冤叫屈》，及其附件：朱正琳《为〈新语文读本〉鸣冤叫屈》，【新语丝电子文库】，2002.8.13）不知方舟子先生会作何感想？二、偷换概念，胡搅蛮缠的诡辩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奥秘无穷，其复杂性决不是那些浅薄张狂的科学主义者能想像的。那些人总是极其狂妄地认为自己越来越逼近于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可事实上我们对自然了解得越多，它的复杂性也显示得越多……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永远只是沧海之一粟。”（卢风：《对生命技术我们应当谨慎》，《科学时报》，2002年9月29日）这道理并不深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作为脊椎动物亚门的一个物种，其寿命则是有限的（只有500～1000万年），以有限的生命怎么可能完全认识无限的宇宙呢？尽管有的科学家幻想：人类在灭绝前会将人类全部智慧的信息转移到电子中去，使所有的电子都成为智能电子；或在我们的这个宇宙毁灭之前，造出一个人造小宇宙，将所有智能生命带到其他的宇宙中去……(参见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然而，即或如此，电子智能生命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按说，自诩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博览群书”的方舟子，总不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吧？可是，为了驳倒卢风，证明哲学家都是一些“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他竟不惜用“不进步”这个概念偷换“不可能”，胡搅蛮缠地说：“如果仅仅因为自然奥秘是无限的，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就永远是沧海一粟，又何来科学的‘进步’？那些新增的科学知识哪里去了？还是一旦有了新的知识，已有的知识就会自己跑掉，让知识的总量保持不变？”（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2002.11.14）接着，又用“逼近”这个概念偷换“完全”，继续胡搅蛮缠：“就算沧海是无限的，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了解其一粟？为什么不能有二粟、十粟、百粟、千粟、万粟、亿粟？亿粟与一粟比，难道不能说是在逼近对沧海的掌握？”（同上引）别说是亿粟，再多的粟不也还是达不到完全吗？面对着无限时空，再逼近不也是沧海一粟吗？谁能相信这等街头小无赖式的诡辩，竟会出自一个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之口。反过来，这等无赖式的辩论狂，可能是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吗？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矫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先生的《关于“FaLunGong问题”的思考》一文，在认真分析了出现“
FaLunGong问题”的心理因素、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中国面对的最深刻的挑战……不是失业，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腐败，而是没有严格有效的意识形态！”并向政府建议用“放”代替“禁”、以“导”取代“堵”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开放结社”。其思想核心，无非就是建议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按说，一向鼓吹民主和自由，并以此为标准一味抨击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方舟子，应该引康先生为同志和战友才是。可他竟然照批不误，而且避而不谈康文的主旨——开放结社，断章取义地将康文说成是鼓吹引进基督教。为了批驳自己竖起来的这个假想敌，他居然说什么：“中国五、六十年代，或者苏联的大部分时期，对‘正教’的打击并没有导致邪教的泛滥，对正当社团的压制也没有导致黑社会的猖獗，反倒是在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社团的控制之后 ，邪教、黑社会才随之猖獗。”（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2000.12.23）瞧，为了打遍天下，他甚至不惜放弃民主自由的立场，对他所痛恨的“专制体制”唱起赞歌来了！简直矫情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四、死不认帐，恐吓谩骂扣帽子方舟子在驳斥吴国盛教授的科学应有禁区说时，曾武断地说：“现代科学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方舟子：《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13日）当我引美国的科学家在冷战时期曾用学生、囚犯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做放射性实验的事情（见李大光：《科学也曾如此邪恶？》，《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29日），责问他如何自圆其说时（见野鹤：《科学有禁区》，《科学时报》2002年10月27日），素有“光明磊落”之美誉，自栩“在较正式的辩论中不太可能犯错”的方舟子，竟然避而不谈我的责问，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反责我是“拿‘研究有纪律’、‘技术有禁忌’论证‘科学有禁区’”，似乎他根本没有说过上述那些洋奴气十足的话似的。而且，在一通狡辩之后，又在结尾处羞脑成怒地给我扣上一顶“史无前例”的特大号帽子——“对科学研究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天纵神明、想到科学界当暴君的‘反科学狂人’”（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报》，2002.11.3）。自称深受鲁迅影响，自诩从初中一年级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方舟子：《我的经典》，【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3.21）的方舟子，怎么连鲁迅先生的名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也忘得干干净净了呢？五、偷梁换柱，实用主义地引经据典。以进化论的专家和捍卫者自居的方舟子，当然无法回避杰·古尔德这样的进化论巨擘，因此，他不但时时提到古尔德，在古尔德逝世后，还写了《信仰马克斯主义的西方科学大师》一文（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以示纪念，一副得其真传的虔诚之态，令人感佩。并且给人以古尔德与他一样，都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的印象。然而，实际上却对古尔德的哲学思想核心——中庸之道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例如，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的后记中明确写道：“亚里斯多德认为，多数重大的争论都可以通过中庸之道来解决。自然界中的复杂和变幻令人不可思议，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缪托知己的方舟子，却力图将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化为他那种浅薄无聊的科学主义者。同样，自称在世界观方面受爱因斯坦影响较大，并且一再引爱因斯坦的话或文章抨击神创论和基督教的方舟子，不但对爱因斯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诸如“我认为，今天人类的道德行为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副产品。”、“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57，185，杭州出版社，2001）——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且还实用主义地将爱因斯坦的话改头换面地以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例如，在避而不提原话的情况下，将爱因斯坦的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同上引，P136），篡改为方舟子名言“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网上访科学／人文两栖学人方舟子》，《科学时报》，2000年2月21日）硬要将一个哲学盲或辩证法盲，打扮成爱因斯坦式的辩证法大师。可见，其实用主义恶习已然成性，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不妨到【新语丝电子文库·方舟子作品】中去发见，保证比比皆是，满载而归。绞杀植物平心而论，方舟子的确聪明过人、才华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的确喜欢读书并且读过不少书。就连他自诩是科学、人文两栖，也大抵不错。如果说他有什么性格缺陷和致命错误的话，我认为就是伟人欲太强和学习目的错了。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为致命。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大抵是：古人的学习是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和帮助别人；今人的学习则是为了炫耀自己和贬低别人。前一种学习意味着总是跟着自己的问题走，就像一棵树苗，不管多么稚嫩，总是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根系、舒展自己的枝叶，不断地从阳光、空气、水中吸取各种养分，便迟早会长成大树。若具有伟人欲，便有望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后一种学习，则是跟着功利走，就像热带森林中的绞杀植物，将全部的聪明才智皆用于纠缠、攀附和绞杀，靠绞杀别人为生。其结果，不是与子偕小，便是同归于尽，不但长不成大树，连脊梁都挺不直，永远是一副纠缠扭曲的无赖相。如果再具有强烈的伟人欲，其破坏作用就极其可怕。爱因斯坦说过：“谁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望与方舟子辈共勉。
posted on 2012-04-08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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