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民才是侵略和残害中国的真正元凶 周建高（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官方的教科书及文稿中，通常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为，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可见，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