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做准备。随团采访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又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缓解疼痛，据其自述效果非常好。
这种奇特的疗法让基辛格大感兴趣，在全世界瞩目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地提及此事。雷斯顿在7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专文介绍他的这段奇遇。这个故事被辗转叙述，越传越神奇，传成了雷斯顿靠针灸麻醉做了手术。
随着尼克松访华蜂拥而至的西方记者、学者、医生们便都想亲睹针灸麻醉的奇观。在针灸麻醉下做开膛剖腹的手术在当时成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医疗革命的政治表演。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中，甚至还纪录了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
这股国际针灸热虽然只是持续了几年，却帮助针灸这种古老的东方医术做为一种补充疗法在西方民间站稳了脚跟。但对大多数西方医生来说，他们所受到的专业训练使他们不会轻信一种神奇的疗法，首先会怀疑其中是否有诈。这种怀疑并非毫无道理。我大学时代的一个老师当时也参加了针灸麻醉的示范，据她说，在示范之前会预先挑选那些比较能接受心理暗示、忍受疼痛的病人，而且叮嘱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务必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不要喊疼。
但是，虽然针灸的作用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么奇妙，针灸的某些疗效，却是可以在西方医院重复出来的，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欺诈。即便如此，一个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实际疗效。
现代医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知道许多疾病的许多病人的病情，是可以不经治疗或者经过假治疗而获得好转甚至痊愈的。因此，要确定一种疗法的疗效，必须进行随机的、有对照的、双盲的临床试验：把病人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治疗，一组进行假治疗，而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属于哪一组，最后再比较两组的疗效。
但是要对针灸进行双盲试验却难以做到。在试验新药时，让对照组病人吃在外观上和新药相同的假药就可以瞒过病人和医生，但是要让病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接受针灸治疗却不容易。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假入针”，在不让病人看到的情况下只让针接触皮肤而没有扎入，另一种做法是“假扎穴”，故意把针扎偏（不扎在穴位上）。但是这些做法都无法瞒过扎针的医生，只能做到单盲。而且，在针灸时，往往要通过询问病人是否有酸麻胀痛的“得气”之感才能确定是否扎准了穴位。这种必需的相互交流使得要进行双盲更加困难。
因此，很难像验证新药那样严格地验证针灸的疗效，这就使得不同的临床试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针灸的镇痛效果。例如，美国一项针对570名关节炎患者的研究表明，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针灸治疗的病人，其缓解疼痛的效果明显好于接受假入针治疗的病人。但是，德国两项分别针对300余名和900多名偏头痛患者的研究却表明，针灸和假扎穴的镇痛效果一样好，而且都和使用镇痛药效果一样好，和是否扎对了穴位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改而研究针灸有可能通过什么样的生理机制发挥其作用。有许多实验表明，针灸能够刺激神经系统分泌内啡肽，这是一种化学结构与吗啡类似的神经肽，有强烈的麻醉、镇痛作用。如果往动物体内注射内啡肽抑制剂，再对动物进行针灸就起不到镇痛的作用。内啡肽还有调节心血管的功能，这可以解释为何针灸对治疗某些心血管疾病似乎也有疗效。
我们现在也有办法直接观察到大脑的活动状态，因此可以实时观察针灸的效果。英国一项研究表明，针灸、假入针（病人不知情）和不入针（病人知情）都能使关节炎病人大脑中与内啡肽有关的部位变得活跃，但是在接受针灸治疗的病人中，大脑还有一个被称为脑岛的部位变得活跃。遗憾的是这个实验没有试验假扎穴的情况，目前也不清楚脑岛与镇痛会有什么关系。
针灸还有许多谜团有待破解，但是有两点已比较清楚：针灸很可能对治疗某些疾病，特别是对镇痛，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像传说的那么神奇，穴位也不那么重要；针灸是通过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而不是通过其他未知的系统，例如传说的“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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