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斯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
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
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
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
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
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
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
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
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
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
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
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
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
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
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
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
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
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
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
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
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
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
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
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
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
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
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
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
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
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
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
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
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
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
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
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
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
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
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
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
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
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
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
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
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
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
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
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
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
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
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
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
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
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
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
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
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
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
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
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
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
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
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
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
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
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
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
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
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
第一一五号）
傅斯年
（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