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吉元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
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百分之七十九，积累部分约为百分之二十一。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
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
（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
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
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
----- 马寅初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 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了！”
马寅初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论》，却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当年那场激烈的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同样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
建国后，马寅初以对共产党无限信赖和满腔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样，也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 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 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１１月１日得出了普查结 果：截止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午夜，我国人口为６亿。仅仅４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１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与此同 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 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最高领袖是这样，全国各级 政府也就等闲视之了。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即便如此，认准了理的马寅初，有点“犯上”。１９５４年，他 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１０个县的２０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 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为了证明这个事实，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 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 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１９５５年７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
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 们几乎黔驴技穷，搬出了苍白无力、滑稽可笑的论调：“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 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 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 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
二
时间过去了两年，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与人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 率千分之二十计算，１５年后将达到８亿，５０年后将达到１５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 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 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 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
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一口咬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
马寅初第一感官告诉他，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径一致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 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２００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 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 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老朽之年接下了毛泽东下的战书，他公开表露，“为 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三
马寅初不惧孤立，风骨铮铮，有着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的豪迈气概。
１９５９ 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 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１６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１９３８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０年了啊。人生能有 几个２０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 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 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 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 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 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 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 伏。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 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８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四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马寅初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绍兴，１９０３年考入天津 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１９０７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１９１０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 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１９１６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１９２７年夏， 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３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马寅初被任命 为北大名誉校长。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与世长辞，享年１００周岁。
《中国档案报》1998.10.15